贵州省无线电管理办法
贵州省人民政府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办法
贵州省人民政府令第95号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办法》已经2006年11月13日第44次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2月1日起施行。
代省长 林树森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无线电管理，维护空中电波秩序，科学保护、利用无线电频谱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使用无线电频率，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研制、生产、销售、进口、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使用辐射电磁波的工业、科学、医疗等非无线电设备的单位和个人以及相关的管理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无线电频谱资源属国家所有，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开发、科学管理、有偿使用。
第四条 省无线电管理机构负责全省无线电管理工作，派驻各市(州、地)的无线电管理机构负责辖区内的无线电日常管理工作。
国家安全、公安、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环境保护、广播电视、民航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协助无线电管理机构做好无线电管理工作。
第五条 因国家安全或者重大任务需要实行无线电管制时，由省人民政府发布管制令，无线电管理机构组织实施。
第二章 无线电频率管理
第六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根据国家无线电频率划分和审批权限，负责无线电频率的指配。
第七条 单位或者个人申请使用无线电频率，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符合国家无线电频率划分及相关管理规定；
（二）具有符合技术规范的无线电频率使用方案；
（三）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制度；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受理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无线电频率申请后，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审查完毕，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做出指配无线电频率的决定；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九条 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或者因国家需要调整无线电频率规划、分配方案时，无线电管理机构有权对已经分配、指配的无线电频率进行调整或者提前收回使用权，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依法给予补偿。
无线电管理机构调整或者提前收回无线电频率使用权的，应当提前书面告知无线电频率使用者相关事项。
第十条 无线电频率的使用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0年。使用期届满需继续使用的，应当在使用期届满30日前向原分配或者指配的无线电管理机构提出申请。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申请，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不提出申请的，视为不再延续使用。
终止使用分配或者指配的无线电频率，应当在终止使用前30日内向原批准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办理注销手续。
第十一条 指配的无线电频率连续2年不使用的，由原指配单位无偿收回。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出租或者擅自占用、转让无线电频率、改变已批准的无线电频率使用范围。
第十三条 使用无线电频率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国家规定缴纳无线电频率占用费。
第三章 无线电台（站）设置和管理
第十四条 单位或者个人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应当提出书面申请，到当地无线电管理机构办理审批手续并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台执照》。
第十五条 单位或者个人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使用的无线电设备符合国家标准，取得《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
（二）所选台（站）址电磁环境符合要求，与已设无线电台（站）频率兼容并互不产生有害干扰；
（三）具有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工作条件安全可靠，操作人员具有相应的业务技能；
（四）在城市规划区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六条 直接使用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分配或者指配的无线电频率，在本省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应当具备第十五条规定的条件，持相关文件到当地无线电管理机构办理设台（站）手续，并接受管理。
第十七条 设置、使用业余无线电台，应当办理无线电台审批手续，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台执照》。
业余无线电台的值机人员应当持有国家无线电运动协会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业余无线电台操作证书》。
第十八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受理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申请后，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审查完毕，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作出准予设置、使用的决定；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九条 在高楼、高塔、高山上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应当经无线电管理机构进行电磁环境兼容性论证，经论证合格的，方可设置、使用。
第二十条 在射电天文核心区域和中央区域内，严禁建设、使用任何产生电磁辐射的设施；在射电宁静区内，设置、使用对射电天文业务有影响的无线电发射设施应当经无线电管理机构进行电磁环境兼容性论证，经论证合格的，方可设置、使用。
第二十一条 无线电台（站）建设完毕试运行30日后，由无线电管理机构对已核定的建设该无线电台（站）的相关参数等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台执照》，验收不合格的，限期整改。整改合格后，方可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台执照》，投入正式使用。
第二十二条 经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应当按照核定的技术参数、站址和业务范围开展工作，不得任意变更。
无线电台（站）需要变更核定内容的，应当提前30日向原审批机构办理变更手续，重新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台执照》。
第二十三条 在省外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台执照》的无线电台（站），需要在本省使用的，应当到当地无线电管理机构备案。在本省使用期间应当接受当地无线电管理机构的管理。
第二十四条 港、澳、台地区驻黔代表机构、来黔团体、客商等需要设置或者临时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应当事先由有关部门或者接待单位书面报省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
第二十五条 使用下列无线电设备，不需办理无线电台设置手续。
（一）公众移动通信系统手持终端；
（二）国家规定的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装置；
（三）仅有接收功能的卫星地球站；
（四）法律、法规规定无需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台执照》的其他无线电台。
设置、使用仅有接收功能的卫星地球站，需要无线电管理机构给予使用无线电频率保护的，应当到无线电管理机构办理设台手续，并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台执照》，接受无线电管理机构的管理。
第二十六条 遇有危及国家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紧急情况，有关单位可以临时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但应当同时向当地无线电管理机构备案，并在紧急情况解除后3日内自行撤除临时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
第二十七条 移动通信干扰器仅限在涉及国家秘密的场所使用，不得对涉密场所以外的公众通信造成影响。
设置、使用移动通信干扰器应当经国家保密机构批准，并到无线电管理机构备案。
第二十八条 无线电台（站）呼号由省无线电管理机构按照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分配的呼号进行指配。国家规定使用呼号的无线电台（站）应当使用指配的呼号。
第二十九条 终止使用无线电台(站)时，应当在终止使用前30日内向原审批的机构办理注销手续，交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台执照》。
第三十条 设台单位或者个人，对暂时不使用的无线电台（站）应当自行封存保管，并报原批准机构备案。需重新启用的，应当向原审批机构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可使用。
第三十一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对其核定的无线电台（站）技术参数进行检测，设台单位应当按财政、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收费范围和标准缴纳设备检测费。
第四章 无线电发射设备和辐射电磁波的非无线电设备管理
第三十二条 在本省辖区内研制、生产、销售、进口、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研制无线电发射设备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和无线电管理规定，并经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
（二） 生产、销售、进口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应当具有《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
（三）研制、生产无线电发射设备时，应当采取措施抑制无线电波发射，进行发射实验的，应当到当地无线电管理机构办理相应的设台手续；
（四）销售需办理设台手续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应当到当地无线电管理机构备案；
（五）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不得改变原核定的技术参数。
第三十三条 使用辐射电磁波的非无线电设备，不得对依法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
在无线电保护区内建设辐射电磁波的工业、科学、医疗等非无线电设施，应当经无线电管理机构进行电磁环境论证，经论证对保护区内无线电设备不构成干扰危害的方可建设。
第五章 无线电监督检查和监测
第三十四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无线电频率使用和无线电台（站）设置、使用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五条 依法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受到有害干扰时，有权向无线电管理机构投诉，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受理。
第三十六条 造成有害干扰的无线电台（站），应当采取措施消除干扰，并对因干扰给受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予以赔偿。
第三十七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 进行现场检查、勘验、收集证据；
(二) 要求设台（站）的单位、个人提供相关材料和文件；
(三) 询问当事人，制作调查笔录；
（四）对造成严重干扰的无线电台（站）临时查封，查封时间最多不得超过30天；
（五）采取技术措施抑制危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不明干扰源无线电波的发射。
第三十八条 省无线电监测站和无线电监测分站，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无线电监测工作。
第三十九条 无线电监测站（分站），应当开展无线电监测工作，积累无线电监测资料，查找无线电有害干扰。
第四十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的监测系统是重要的无线电监测设施。禁止在其周围建设影响监测工作的建筑物和建设辐射电磁波的非无线电设备。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由无线电管理机构或者其他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四十二条 设置、使用业余无线电台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没收移动通信干扰器，可以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有违法收入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收入的，没收违法收入，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无线电管理机构进行电磁环境兼容性论证在高楼、高塔、高山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
（二）擅自在射电宁静区内设置、使用无线电发射设施，对射电天文业务造成干扰的；
（三）在省外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台执照》到本省使用，未向当地无线电管理机构备案的；
（四）终止使用无线电台（站）不办理相关手续的；
（五）启用封存无线电台（站），未经无线电管理机构同意的；
（六）进行无线电发射实验时，未办理临时设台手续的；
（七）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改变原核定技术指标的；
（八）违反无线电管理规定，设置、使用无线电设备或者辐射电磁波的非无线电设备，干扰合法无线电业务的。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没收无线电设备，可以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一）无线电频率使用期届满，逾期未经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继续使用的；
（二）在射电天文核心区域和中央区域内建设、使用产生电磁辐射的设施；
（三）生产、进口、销售未取得《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的无线电发射设备。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台执照》。
（一）不遵守无线电管制规定的；
（二）占用、出租、转让无线电频率的；
（三）转借、涂改、伪造无线电台执照的；
（四）擅自更改无线电频率或者用途的；
（五）干扰无线电监测业务的。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一）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组网的；
（二）擅自在射电天文核心区域和中央区域内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
（三）无线电发射设备不符合核定的技术参数，不按无线电管理机构要求整改，并造成有害干扰的。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三十一条规定，逾期不缴纳无线电频率占用费和设备检测费的，按日加收1‰的滞纳金。
第四十九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不符合条件的无线电台（站）予以批准或者验收通过的；
（二）发现未依法取得无线电台执照的单位或者个人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不依法予以查处的；
（三）接到举报后不依法予以查处的；
（四）对已经依法取得批准的无线电台（站）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发现违反无线电台管理规定的行为不予查处的。
第五十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无线电监督管理过程中徇私舞弊、索贿受贿、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尚未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无线电频率分配是指：将无线电频率或者频道规定由一个或者多个部门在指定的区域和条件下使用。
本办法所称无线电频率指配是指：将无线电频率或者频道批准给一个或者多个无线电台（站）在规定的区域和条件下使用。
第五十二条 驻黔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无线电管理，按军队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7年2月1日起施行。
论法治文明
2000年10月30日 09:40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文正邦
在我国正处于世纪之交，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中的最强音；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而且“法制建设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紧密结合，同步推进。”在当今世界，现代化、民主、法治、文明及其一体化关系不仅已成为时代潮流，而且体现了我们时代的特征和时代精神；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以及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均已突显出了其特殊重要意义，它们都是保障和促进我国社会全面进步所不可须臾忽视的。为此，很有必要探讨一下其间的内在联系。本文特提出“法治文明”这一概念并以此为中心探讨一下有关问题。
一、法律的文明属性
认识法律的文明属性，首先需要在观念上的更新。由于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意识及法律制度中德主刑辅、重刑轻民、严刑峻法甚至酷刑乱法以及义务本位和官本位的影响，似乎一谈到法就意味着惩罚、镇压、限制、禁止、束缚、不通人性、冷酷无情等等，使人们畏法、惧法、仇法、避法，这样形成的法律观念自然就与文明无缘。
然而事实上，法律不仅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和标志之一，而且法律本身就具有丰富的文明内涵和属性，同时法律发达史就是法律不断趋向文明化的过程。
文明是标识人类的进步程度和状态，社会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所以文明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紧紧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似应是比“文化”更高层次的概念。因为“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了比较高一级阶段，即告别了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从而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动物界而进入文明时代才开始呈现的进步程度和状态；而在此之前，“文化”早已存在，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哪怕是早期旧石器时期最粗陋的遗物遗迹，也具有‘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但一般都不把它们称为“文明”。可见文明及文明史是标识人类社会发展程度中更高层次的概念，而文化是泛指人类社会任何发展成果和发展阶段的概念）。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在生产工具改进（出现了金属工具）从而使生产力有很大提高的基础上，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导致私有制、阶级以及国家和法律的出现（即生产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行为趋于复杂化，而需要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更加严密才能使社会保持有序）。可见国家和法律乃是文明社会的一种标志，虽然同时也就伴随着严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但也是人类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及行为方式趋于进步和文明的表现。所以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1]；董必武同志说：“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说到文明，法律要算一项，虽不是唯一的一项，但也是主要的一项” [2]；比利时法学家班达认为，法是文明社会通向公共的强制，是为在人们之间实现一种秩序而制定的“行为规则的总和” [3]；美国法学家富勒把法律看作是不断的有目的的活动的产物，“法律是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 [4]；英国法学家菲尼斯认为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确定性、具体性、明晰性和可预测性引入人类相互行为中，使法律不仅规定人们的行为规则，而且建立了用以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机构，从而使“法律调整它自己的创造” [5]；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认为法的概念应基于科学普遍性，从最广泛的意义强调法应当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秩序”和“社会组织的特殊技术” [6]。
之所以说法律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和标志，这从法律的起源和产生过程也可以看出来。因为它是社会调整从原始社会个别的、偶然性的和任意性的调整进到普遍性、共同性和规范性的调整；从自发性调整进到自觉的调整；是从氏族社会中习惯同宗教、道德规范混溶，权利与义务不分，进展到逐步分化发展开来而形成法律规范的过程。固然调整阶级关系的需要是法产生的直接原因，然而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乃是法产生形成的根本原因和深层次动因。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一种生产方式持续一个时期，那么，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7]。恩格斯也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8]。
不仅如此，法律本身就具有文明的属性，法律虽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但它作为一种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的象征和保障，就必然体现着某种公平、正义、理性和正当利益（虽然不同的阶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无怪乎从词源上看，不仅中国古汉字“法”寓有法平如水，即有“平”、“直”、“正”的含义，而且从若干种外文词源来看，“法”和“权利”相通，也具有公平、公正或正义的含义。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的伦理法思想之所以影响深远，西方把理性和正义作为法的基础的自然法学思潮之所以源远流长，经久不息，也表明了人类追寻法律的文明性，崇尚文明的法律的强烈的、共同的价值趋向。
从法律与自由的关系来看，无论是明智的资产阶级法学家、思想家或是马克思，都肯定了法与“自由”这一标识人类进步程度的概念的内在联系（共产主义者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社会）。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9]。黑格尔以自由是对必然性即规律性的认识的辩证观点出发，进一步把自由视为法的本质。认为法是“作为理念的自由”，[10]因此“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 [11]。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法律是规律的一种，是社会的法则，是人的规律，这种规律被人的理性所认识，并以共同意志的形式制定为国家法律，遵守法律就可以获得自由。所以法乃是自由的实现或体现，或者说“法律是自由的具体表现”，“是自己实现其自身的自由”[12]，因此法律是人们实现自由以及保障人的自由的武器。马克思更精辟地指出：“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13]再从法律的功能和作用来看，法律虽然是实行阶级政治统治的有力工具，但法律的规范职能（评价、指引、预测、教育、保护、制裁）及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表明它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和社会冲突的调节器，是人们正当行为和利益的保障器和人的越轨行为的矫正器，是社会生活、社会管理和各项事业的经验总结和概括，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明内涵和意义。
法律的发展史或发达史也就是法律不断趋向文明的历史过程。从同态复仇到罪刑相适应，从罪行擅断到罪刑法定，从“刑不上大夫”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刑、民、诉不分到形成各个专门法律部门，从充当专制统治的工具到作为民主政治、公民权利的保护神，作为“人民自由的圣经”（马克思语）。所以，近现代法制发展所形成的系列重要原则和制度，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法不禁止即自由、法无规定不为罪、无罪推定等原则以及辩护制度、回避制度、公诉和公开审理制度、陪审制度、审判监督制度等等，都是法律文明发展的成果和表现。而现代法制所体现的文明，其实际内容就是一定性质和程度的社会秩序、社会正义以及以此为保障和前提的民主、自由、平等。而且，遵纪守法就是文明行为的表现，法律调整所要求的社会有序性是社会文明状态的基本条件。由此可见，法律文明的程度和状况是社会发展及进步的重要表征和指示器，法律和社会进步、社会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二、法治文明的价值分析
笔者认为，法治文明即一个国家实行法治的状态和程度所体现的文明，是人们在具备一定社会条件的前提下，把法律尊崇为治国的方式，以追求政治民主、社会正义、保障人民权利所取得的成果和成就。因此，法治文明与人类进步事业息息相关。法治文明是社会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人类制度文明的特殊重要组成，并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起着保障和促进作用。因此，对法治文明作价值分析也就是要认识法治所包含的进步的内容，即分析法治所具有的文明性状和特征。而只要我们仔细思考就不难发现，文明确是法治特别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和本质属性，是法治的总的价值特征，体现着现代法的精神。
法治，即法律主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它要求作为反映社会主体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在全社会得到有效的实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贯彻。法治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式，要求整个国家以及社会生活均依法而治，即管理国家、治理社会，是凭靠法律这种公共权威，这种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权威，不是靠权力者的威严甚至特权，更不是靠亲情。总之，不依个人意志、好恶、品质、素质以及升迁进退为转移。所以法治与人治是根本对立的，跟专制也是毫不相容的。它要求把法律至上，树立崇高的法制权威作为基本原则；法律是公民行为和政府活动的最终导向，是规制和裁决人的行为的最高标准和终极力量；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共同受法律的保护和约束，任何人或任何组织都无例外地受领法律的规束以及恩惠，其行为和活动都纳入法制的轨道和范围。因此，法治是社会调整向高层次发展，以摆脱任何偶然性、任意性和特权，使社会在严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良性运行中，形成一种高度稳定有序的秩序和状态的必然要求，以保障和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顺利发展。这正是社会进步所必须和趋向文明的表现。
就其作用和功能而言，“法治”概念的内涵比“法制”概念的内函更深刻，也更具有文明性。其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法治”与民主紧密相联，而“法制’则不一定。一般说来，“法制”即“法律制度”之谓，因此既有专制政体下的“法制”（如奴隶制和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严刑峻法、酷刑乱法，以及绝灭人性的法西斯法），也有民主政体下的法制。所以只讲“法制”，就难以避免“恶法亦法”。只有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产物的法制，才与法治有所通义。而且法制所关注的是建立和维护某种秩序，而法治所关注的焦点是有效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特别是现代法治必然内含民主，以政治民主性为其本质特征。现代法治的产生乃是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宪政制度即资产阶级法治国的建立，它的基本精神就是民权至重（实质上或形式上）、法律至上、宪法至尊；因此政府权力有限，人民主权神圣；实行分权制衡，以法制权，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利，同时依法保障公共权力的合理运用和分配。所以现代法治的精髓和要义就是把法律从作为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手段和统治工具变为人民在当家作主（实质上或形式上）的前提下以法来管理国家、约束政府权力（使其合理运用、不致滥用和腐败），有效地治理社会，从而使国家权力服从于社会公众的共同意志，政府的权威从属于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的法制权威。法治的政治民主性，反映了人类在构建有序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的目标下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的共同要求，法治是社会在趋向文明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制度化特征。所以康德认为“文明的社会组织是唯一的法治社会”，而这种社会组织的“文明”在于它的成员即公民具有宪法规定的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三种不可分割的法律属性，生活在依据“普遍的、外在的和公共立法”所形成的法律权威和权力之下[14]。
法治的基本特征还在于它的公正性、正义性、合理性。既包括立法公正（即制定出来的法律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也包括司法公正（其核心是审判公正）；既要求实体正义（法律应当体现和维护社会正义和基本道德准则，对社会利益进行公平分配），又讲求程序正义（在所有诉讼和非诉讼的纠纷解决过程和机制中均体现正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等级特权和法外特权，不承认有任何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领域和公民。既弘扬法律至上、崇尚法制权威，又需要法律内含道德理念，并同道德相互支持、有机弥合，共同规范和引导人的行为。也就是说，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相辅相成。
现代法治还必然要求法律具有科学性，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正确认识和反映客观规律为重要依据和标准，科学的法律是人类从事生产斗争和社会实践的经验和智慧的概括和总结，是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一些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之稳固化、规则化、制度化，因而可以指导和引导人们在行动中按客观规律办事，是人们遵循和运用客观规律，改造社会，调整社会关系，优化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的有效工具。这就必然要求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应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方法和手段，并有力地保障和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现代法治尤以尊重人的权利（包括人的最基本权利即人权）、保障人的权利为依归，因而以弘扬权利本位为特征。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宗旨，义务的设定和履行均以维护一定的权利和利益为目的。权利的实质即确认和保障的人们的正当利益，它是一切法律关系的核心，是人们法律行为的发动力和驱使力，是法这种社会现象的特定存在形式和载体，是公民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标志和象征。现代法治以权利为本位也就是尊重公民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和地位，强调法治的力量和作用就在于充分调动和发挥作为社会主体及法律关系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所以社会主义法治不是外在的、强加的、消极被动的东西，而是着眼于从人的内在需要出发来规范、调整和引导人的自觉的社会行动和行为。这丝毫也不排斥权利与义务必须相统一，因为权利与义务统一的目标指向，也是为了维护他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利益。
现代法治的基础是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把法律作为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的最主要手段，其他各种手段都必须纳入法制的范围，并要求整个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与之相适应。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的总的价值特征，既要求把竞争、效率和效益放到首位，又必须作到合法、合理，兼顾社会公平，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和体现民主、自由、平等以及公开、公正、正义等原则和精神，才能在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下，充分调动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开拓创新精神，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有效利用人力、物力、财力。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也是讲求文明的经济，它不仅坚持自由与秩序、行为与规范、效益与合法的辩证统一，而且要求作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利”和“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重视和完善对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保障（包括人权保障）、权利救济、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正因为如此，所以现代法治在价值功能上的特征，就完全不同于传统法制那种重在禁止、束缚、限制、惩罚等消极方面，而是重在促进、引导、教育、调节、鼓励、授与、组织、管理、预测等积极方面。在现代法治的观念看来，法律并非是束缚人们手脚的东西，而是保障人们的权利和正当利益，可以据以争取和扩展自身合法权益的，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是我们组织和管理经济和各项社会事务、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武器。
由此可见，法治和民主、正义、人权以及科学技术等的这种内在联系，特别是作为现代法治本质特征的政治民主的各项要求、原则和精神，都表明法治和民主一样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表现，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和标志，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成果和结晶，是社会趋向更高层次有序化，高扬社会主人翁主体地位从而更有力地驱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代表和标志着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文明程度和水平。尽管资产阶级法治和民主因其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形式上从而具有其某种虚假性，但法治和民主作为对人治和专制的否定，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其基本要求、原则和精神乃包含着人类追求文明社会的共同经验和智慧，体现着社会进步的若干共同价值取向和社会发展的某些普遍规律性，因而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依法治国，也具有借鉴意义。所以江泽民同志说：“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15]
不仅如此，法治的若干重要的形式特征，也表明它所具有的文明属性。
首先，法治具有普遍性。因为法律本身就“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 [16]。法治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排斥任何偶然性、任意性，它给人们的行为提供一种必须共同遵循的模式、方向和标准；还在于它的作用和功能涵盖全社会各个部门和领域，没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主体和角落，要求全社会所有人员在任何场合下均须一体遵行。因此法治的普遍性品格既是其重要的形式特征，又是其重要的实体特征，是法律至上性原则的进一步扩展和延伸。
其二，法治具有统一性、协调性。不仅是具有内部和谐统一的相对稳定的体系，从而有利于保持治国方略的连续性、稳定性；而且它同整个社会系统都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稳态联系，是社会有序化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性因素和力量，为社会全面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
其三，法治具有监督性和自我约束性。它不仅是对各项社会事务进行广泛监督的系统；而且法治具有内部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机制。司法独立就是其重要体现。坚持司法独立，才能保证审判公正、体现司法权威（这是法制权威的极重要内容），也才能保证法治系统对各项社会事务的有效监督。因此它既是程序正义之重要原则，也是实体正义和维护立法公正的必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