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抢劫罪的几点思考
葛利江
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历来为我国刑法重点打击。现实生活中，常见多发，且情形复杂。《刑法》第263条对此作了一个较具体的规定。但由于立法对文字简明性、概括性的要求，使得法条不可能明确而全面地表述所有实际情形。对于抢劫罪的许多方面，历来多有讨论，而对于搞公安工作的同志来讲，罪与非罪，因为涉及是否需要立案、采取侦察措施、提请逮捕、起诉等问题，因而是个首要问题。本文试选择几个对定罪有着重要影响且有争议的问题加以讨论，以期对实际工作有所裨益。
一，社会危害性是判断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一种行为之所以成为犯罪且受到刑罚的惩罚，其根本原因是这一种行为严重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犯罪构成是社会危害性的外在法律体现。前者是第一层次的概念，后者是第二层次的概念。一般地，行为如果符合犯罪构成，那么这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达到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这一行为就构成犯罪，具有刑罚应罚性。但实际情形并不总是这样简单。犯罪构成要件只不过是从纷繁芜杂的实际犯罪情形中概括、归纳出来的，是决定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主要方面，并非全部。许多不为犯罪构成所包括的方面，诸如犯罪的动机、情势的需求（如国家根据社会治安形式的变化在不同时候采取从重或从轻的刑事政策）、实际情形的变化（如投机倒把行为在计划经济年代与市场经济年代罪与非罪的变化）等等方面都会影响行为在特定条件下的社会危害性。有许多行为，从犯罪构成要件上看，是完全具备的，但一旦综合考虑行为的方方面面，其社会危害性就减低而不够刑罚标准。正是考虑到这一情形的实际存在，为了尽可能准确到做到罪刑相适应，保证刑罚预防目的的实现，《刑法》在总则第十三条赋与执法者自由酌量的权力:“......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只顾及行为是否具备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而不综合考虑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因而出现许多不妥的地方。如：
因为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犯罪，因此《刑法》没有象盗窃罪一样对财物数额作出要求，而且年满14周岁以上的公民都可成为犯罪主体。司法实践中，对一些青少年，甚至是刚满14周岁的在校生，以轻微的暴力行为（如打几个耳光，踹几脚）向同学索要几元钱的行为，一律以抢劫罪刑拘、逮捕、起诉。从犯罪构成角度看，这样的行为无疑是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的，但正如上文所述，相对于社会危害性来讲，犯罪构成只是一个第二层次的概念。司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不但要分析这些特殊情况是否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还应 根据一般的社会常识及公众心理，分析这样一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否达到或接近抢劫罪的社会危害性。抢劫罪的最低刑期是三年有期徒刑，如果类似本文列举的这样的行为都以抢劫罪定罪判刑，笔者以为，无论是从对青少年犯罪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这个刑事政策角度，还是从刑罚追求罪刑相适应，以期达到预防目的这个角度讲，都是不妥的。而且，虽然在刑法分则里面，没有对抢劫罪的财物数额作出一个下限规定，但刑法总则第九条关于罪与非罪的规定，无疑对刑法分则是有指导意义和法律束缚力的。当然，对于某些所抢财物数额虽小但手段较严重的行为，则是依法应予严惩的。抢劫罪侵犯的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只有对这两种权利的侵害程度的综合，才能说明某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
二，暴力手段的下限问题。
与“财物数额不是抢劫罪成立的必备要件”这一共识相反，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于暴力行为的上下限问题，各人理解不一。暴力行为的上限即“以暴力手段实施抢劫致人死亡”是否包括 故意杀人，这个问题经过一段时期的争论后，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如果行为人把故意杀人作为当场劫取财物的一种手段行为，则以抢劫罪而非故意杀人罪定罪判刑。但对于暴力程度的下限问题，学者文章论述不多，实际工作的同志往往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前苏联、日本、北朝鲜等国都明确规定暴力行为的程度必须达到“危及被害人生命与健康”或“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等程度（1）。但无论是这些国家，还是对此法无明文规定的中国，理论界是存有不同见解的。笔者认为，不应规定暴力程度的下限，理由如下：
1 抢劫罪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又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两种权利的被侵害程度对于说明某一抢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而言，具有相等的意义。认为财物数额可以没有下限而暴力程度需要下限，这是没有道理的。
2 以暴力劫财的本质特征是：以暴力为手段行为，意图使被害人不敢、不能或不知反抗，从而达到当场劫财的目的。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意图以此暴力行为达到当场取财的目的，而且客观上实施了暴力劫财行为，就符合抢劫的本质特征，而不问这一暴力是否足以危害生命、健康或足以抑制他人的反抗。而且每个被害人的身体状况都是不同的。有些时候，较重的暴力行为不一定能危及生命、健康或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而有些时候较轻的暴力却能够做到。如果认为暴力程度一定要有所谓的下限，那么，前者不成立抢劫罪而后者成立，这显然是荒唐的。
3 轻微的暴力劫财与胁迫劫财的社会危害性相当。胁迫的暴力内容，不管有多严重，它毕竟只是一种现实可能性，末造成实然的人身伤害结果。轻微暴力虽然程度轻微，但毕竟已造成实然的伤害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哪怕最轻微的暴力行为都要比胁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前者定性为抢劫，而后者不定为抢劫，没有道理。
4 从实际操作情况看，如果承认暴力程度下限的存在，则因为"轻微暴力"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易造成执法者理解不一，而导致执法混乱。
当然，在理解“暴力程度没有下限”的时候，跟理解“财物数额没有下限”一样，除了考察这两者本身，还应综合这两者来判断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
三 不作为的胁迫与暗示的胁迫劫动财是否构成抢劫罪。
对于胁迫的传统理解，如暴力一样都是一种积极作为。但不作为同样可以成立胁迫。实际情形中，也常常存在通过不作为的胁迫当场取财的情形。主要有如下三种情况：
1 因自然力或被害人自身原因，被害人处于人身危险状态，有法定救助义务的人以不救相要挟，意图取财。如当班医生对于生命垂危的病人以不救护相要挟，要求病人或其家属亲友当场交付财物。
2 因行为人的原因使被害人处于人身危险状态，行为人以不救助要挟取财。这种情况又有两种表现：A 行为人主观上一开始就计划好以此为手段劫财，客观上积极实施某种行为使被害人人身处于危险状态，然后以不作为相要挟，这实际上是一种作为的要挟。B 行为人的行为使被害人处于人身危险状态后（如行为人把一盲人带上独木桥），临时起意，以不救助要挟图财。
3 因自然力或被害人自身原因，补害人处于危险状态，无法定义务的人以不救助要胁取财。
除了第三种情况，因为行为人不存在法定救助义务，无义务则无犯罪，其要挟取财行为属于道德、政纪 、党纪而非刑法调整范围，所得财物应作不当得利返还之外，前两者情况笔者认为应定为抢劫罪。理由如下：
1 对胁迫的传统理解并不能作为司法实践的法律根据。只有现行法条规定才是定罪判刑的唯一法律根据。行为有作为与不作为之分，胁迫便有作为的胁迫与不作为的胁迫之分。法条并没有明确否定不作为的胁迫，如果只因实际上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传统理解，便排除法条并不明确排除的不作为胁迫，这是于法不符的。
2 不作为的胁迫劫财具有与作为的胁迫劫财相当的甚至是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譬如医生对一生命垂危病人实施手术，在开膛剖腹之后，突然以不继续手术要挟取财。病人在此种情况下，生命已危在旦夕。医生的这一种不作为已严重危及了该病人的生命安全。其家属亲友百般无奈之下，奉以钱财，公民的财产权又受到侵犯。该医生此种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难道低于虽以暴力相威胁，但并末造成实然性人身伤害后果的作为胁迫劫财吗？
3 以不作为的胁迫当场取财之所以成立抢劫，最关键的原因是完全符合抢劫罪的本质特征。实践中，往往对上文所举例子定为间接故意的杀人或索贿等罪。都没有准确反映出此种犯罪行为对公民财产权与人身权双重客体的侵害以及不作为的胁迫与当场劫财之间手段与目的的内在联系。因此定性都不准确。
对胁迫的另一个一般理解是胁迫方式的明示性，如行为人以语言明确表示暴力内容并要求被害人交出财物。但暗示的胁迫取财是否构成抢劫呢？笔者以为，这需要分情况不同对待：
1 行为人以暗示胁迫当场取财，而被胁迫人并未交付财物。这一种情况，要么是行为人暗示手段不足以传达胁迫内容，要么就是虽然暗示手段足以传达胁迫内容，但因为对被害人产生的精神控制不足以达到令其不敢不交出财物的程度。这两种情况，虽然都符合抢劫罪的本质特征，但因为对被害人的人身权与财产权所造成的危害都较轻微，以不定抢劫罪为妥。当然，如果行为人的暗示胁迫手段较为严重，尽管被害人并未交付财物，也应以抢劫罪论处。
2 行为人以暗示胁迫意图当场取财，而被害人因精神恐惧而当场交付财物，笔者以为，应以抢劫罪论处，理由如下：
1 胁迫劫财是行为人通过胁迫手段，使被害人产生精神恐惧而不敢反抗，当场交付财物的行为。刑法条文并没有排除暗示胁迫手段的存在。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抢劫故意，客观上实施暗示的胁迫手段，而且从被害人交付财物这一情节来看，这一种暗示的胁迫手段对被害人产生的精神强制已达到使其不敢反抗而当场交付财物的程度。因此，完全符合胁迫劫财的本质特征。
2 明示跟暗示，只不过是胁迫内容的方式不同。"暗示"只是相对于"明示"来讲。行为人以劫财为目的，而且达到了这一目的，那 么，这一种"暗示"无论如何，都是足以传达暴力威胁内容的。因此，暗示跟明示，实际上并无本质区别。
3 从实际情形看，存在大量的以暗示胁迫劫财的方式。笔者在办案中碰到过这样的案例：以曾某为首的五人团伙，经常在温岭市泽国镇对外地打工者敲诈勒索，暴力抢劫。某日，曾某等人看到江西籍小工李某，曾某提出"抢点钱用用"。团伙五人遂一言不发上前围住李某。李某知道曾某等人向来敲诈，抢劫，无恶不作，也知道曾某等人此次的用意，因惧怕招其殴打，只好拿出五十元钱交于曾某，遂得以解围。此案温岭市检察院认为不构成犯罪，不批准逮捕。笔者认为不妥。如果类似这样的暗示胁迫劫财都得不到处理，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权就得不到有效保障。而且有些狡猾的犯罪分子还会钻法律的空子，千方百计变明示的胁迫为暗示的胁迫，借以逃脱打击。
4值得一提的是新《刑法》在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作出新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即抢劫罪）定罪处罚。在制订本条时，就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在实施抢夺罪中，仅仅由于行为人携带凶器，即便没有使用甚至没有出示，就转而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混淆了抢劫罪与抢夺罪的实质界限。但立法者考虑到，携带凶器抢夺，较之一般的抢夺罪，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且，这类犯罪案件为数不少，有时的确难以区分行为人携带的凶器是否对被害人构成了胁迫（2）———这里，立法者就考虑到行为人携带的凶器虽然在某些时候没有使用或者出示，但有可能对被害人造成暗示性的胁迫。而且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可能借助这一种暗示性来否认其抢劫故意，而司法人员又极难认定。因此，为了从重打击这样一类犯罪，新《刑法》增设了此规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立法者承认暗示性胁迫抢劫存在的立法意图。
四，不动产及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抢劫罪对象
传统的理解和司法实践中普遍的看法，认为抢劫罪中财物不包括不动产及财产性利益。把不动产（如房屋）排除在抢劫罪对象之外，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正如上文论述的，抢劫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是这一行为对人身权与财产权侵害的综合。侵占不动产相对于侵占动产来讲，不动产因其本身特征（不可移动），其财产权恢复是轻而易举的。因此，这一种行为与抢劫动产的社会危害性相差悬殊。实际情形中，以暴力、胁迫或其它方法非法侵占不动产这样的案例是少之又少。对这一类少之又少的情形作立法规定，这样的法律形同虚设，并无多大意义。而且，实践中偶而出现严重暴力侵占不动产的案件，亦可以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罪名加以惩戒，所以，把不动产排除在抢劫罪对象之外，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加分析地把财产性利益（如债权、服务报酬等）一概排除在外，笔者认为不妥。理由如下：
1 司法实践中，对于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仅仅按传统做法而无法理及法律 依据定罪判刑，是没有说服力的。这样的案例：甲乘坐 的出租车到达目的地后，为拒付十元车费，遂拿出一把水果刀抵住司机的脖子威胁道：还不快走，我一刀捅死你。司机因害怕而驾车离开。在类似这样的案件中，甲拒付的车费就是一种财产性利益。与甲用刀抵住司机 的脖子并从其口袋里掏出十元钱这样的情形相比，两者的行为本质与社会危害性并无多大差异。
2 对这一类法无明文规定而又存在争议的问题，对于我们搞实际工作的同志来讲，最关键的是准确把握立法者的立法原意。如何把握呢？从宏观角度讲，要以立法精神为指导。因为抢劫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与财产权的犯罪。古今中外的立法都是从重打击的，从原则角度讲，“法律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一个法律条文中的每一个词语都是存在于这个条文和整部法律之中的，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3）。从民法角度看，财物包括动产、不动产及财产性利益。从刑法角度看，我们可以从其它财产型犯罪（如盗窃罪）关于盗窃对象的一些规定来推断对"财物"的理解。刑法第二百六十五条：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盗窃罪）定罪处罚 。这一法条，明确表明了立法者对财物的理解：民法上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的观点亦适用于刑法。司法实践中，盗窃他人不加密码的存折，我们亦是作为盗窃罪来处理的。实际上，银行存折并不是一种动产，而是持有人对于银行的一种债权体现，是一种财产性利益。同样是财产型犯罪，对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与对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的犯罪对象作出两个不同的理解，这是不符号法律内在的逻辑联系的。从理解立法原意的具体方法角度讲，扩张理解是一个重要的方法。“例如，推土机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交通工具，因此，一般而言，如果在生产作业中违章驾驶推土机，造成重大危害结果的，应是重大责任事故罪，而不是交通肇事罪。但是，推土机也具有交通运行的功能，如果行为人驾驶推土机在公路上行驶时肇事，那就可能把它看成是一种交通工具，对行为人应按交通肇事罪来处理。在这里，对交通工具就作了了扩大范围的理解，即把一般意义上不是交通工具的推土机也理解为交通工具的一种。”“扩张法条意义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所要扩张的条文或词语与被扩张进来的东西不是同级并列关系，而是属种关系或包容与被包容 的关系。”（4）财产与财产性利益这一对概念同样是一个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理解抢劫罪的对象财物时包括财产性利益，并不违反扩张解释的规则。
3实际情形中，大量存在以暴力，胁迫等手段侵占财产性利益的行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服务行业蓬勃发展，以暴力、胁迫等手段拒付报酬的行为大量存在。因为执法者囿于计划经济年代对抢劫罪对象“财物”的传统理解，公民的这一类合法权利往往得不到有效保护。刑法要跟上时代的发展，要树立服务于经济的意识。特别是我们搞实际工作的同志，更不能抱着对法条的过时理解，固步自封。
4，对以暴力胁迫或其它方法获得财产性利益之行为定性为抢劫罪，亦是有国外立法例可循的。如日本、韩国的刑法。有些国家即使不定以抢劫罪，亦认定此类行为构成犯罪，而定以其它罪名。如泰国刑法定义为恐吓取财罪。阿尔巴尼亚刑法定为勒索罪。与我国司法实践认为此类行为不构成犯罪大不相同。
五，以侵犯甲的人身权为手段，当场获取乙的财物是否构成抢劫罪
实际情形中，常出现如下情形：甲已同行，丙对已施以暴力、胁迫或其它方法，逼迫甲当场交付财物。甲恐已的人身遭到伤害，被迫当场交付财物。
对这样的行为，有人认为应定为绑架勒索罪。但绑架勒索罪具有空间的位移特征。行为人绑架他人作为人质，指定时间地点要求他人交付财物。案例中这样当场暴力胁迫取财的行为更符合抢劫罪的本质特征。从民法角度理解，甲因已处于人身危险境地而向甲交付财物后，就产生了甲之于已的债权。因此，丙的行为，貌似侵犯了甲的财产权，实际上侵犯了已的人身权与财产权。而且，根据刑法规定，绑架勒索罪的最低刑期是十年有期徒刑。对类似丙这样的行为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亦有过重之嫌。
在快要结束本文时，笔者认为有必要提一下近年来在刑事司法领域颇为流行的刑法谦抑性原则。刑法谦抑性，又称刑法的经济性或节俭性。这一原则要求对于某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只有在道德的、民事的、行政的手段不足以控制时，才将其在刑法中予以禁止。因为本文论述了许多实际情形存在且构成犯罪而司法实践并未视为犯罪的情形，所以是否有违这个原则呢？笔者认为，并不违背。这里关键要全面理解谦抑原则。这一原则固然包括了“非犯罪化”，即通过立法把现行刑法规定为犯罪，但社会危害不大，没有必要予以刑罚处罚的行为不再在刑法中加以禁止，又包括“犯罪化”，即通过立法把具有社会危害性而道德和其它法律手段不足以控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予以刑罚处罚。“就非犯罪化而言，中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犯罪，虽然有个别可以废除，但主要的问题还不是非犯罪化，而是犯罪化。尤其是经济犯罪，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产生了大量的商品经济特有的犯罪，而这些经济犯罪在现行刑法中都没有规定，因而当务之急是予以犯罪化。”（5）
注释：（1）赵秉志主编《侵犯财产罪研究》，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2）参见陈兴良主编《新旧刑法比较研究——废、改、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117页
（3）赵秉志著《刑法总论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4）赵秉志著《刑法总论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
（5）陈兴良著《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云南省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
云南省人民政府
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5号
现发布《云南省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自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云南省人民政府
一九九五年七月三日
云南省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城镇企业职工离退休后的基本生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文件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省行政区域内的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及其职工，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驻滇机构及其中方职工，城镇个体工商户及其从业人员；城镇个体工商户本人、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非工薪收入者。
第三条 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适用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体系。
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应当遵循社会保障水平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社会互济与自我保障相结合，公平与效率相结合，政策统一，管理法制化，行政管理与保险基金管理分开的原则。
第四条 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实行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养老保险依法实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由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并由企业自主选择经办机构；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由职工自愿参加，并由职工自主选择经办机构。
第五条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地、州、市级统筹。暂不具备条件的地区，经省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可以先维持原有的县（市）级统筹，并积极创造条件过渡到地、州、市级统筹。
第六条 县以上劳动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主管部门，其所属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有关具体业务。
第二章 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的筹集
第七条 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财政给予支持。
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在税前列支；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不计征个人所得税。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发生困难时，由同级财政给予支持。
第八条 企业和职工应当按月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企业开户银行代为扣缴；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企业在职工本人工资收入中代为扣缴。
第九条 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统筹费率为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２１％。
本办法实施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企业，按前款规定的统筹费率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本办法实施前已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企业，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统筹费率未达到１３％的，按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１３％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从本办法实施后满２年起，每年提高１个百分点，最终达到２１％的统筹费率。
（二）统筹费率超过１３％的，按实际统筹费率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每２年提高１至２个百分点，最终达到２１％的统筹费率。
（三）统筹费率超过２１％的，采取个人缴费增加１个百分点，企业缴费相应降低１至２个百分点的办法，最终降至２１％的统筹费率。
第十条 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费率为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即个人缴费工资基数的３％，以后一般每２年提高１个百分点，最终达到８％。已离退休人员个人不缴费。
职工本人月平均工资超过所在地、州、市职工月平均工资２００％的，超过部分不计入个人缴费工资基数；低于所在地、州、市职工月平均工资６０％的，按６０％计入个人缴费工资基数。
第十一条 个体工商户本人、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非工薪收入者，按所在地、州、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２１％的费率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其中５％进入社会统筹基金，１６％记入个人帐户。
第三章 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
第十二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居民身份证号码，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每人建立一个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并发给《职工养老保险手册》。
第十三条 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按职工工资收入的１１％和全省职工月平均工资的５％两项记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具体记入下列内容：
（一）个人缴费工资基数；
（二）职工本人缴纳的全部基本养老保险费；
（三）从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中按个人缴费工资基数的８％划转记入的缴费数，职工本人缴费数每增加１个百分点，从企业划转记入的比例相应减少１个百分点；
（四）从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中，按全省职工月平均工资的５％划转记入的缴费数；
（五）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储存额的利息。
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的储存额按“养老基金保值率”计算利息。“养老基金保值率”根据银行的居民定期存款利率，并参考全省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确定，由省劳动行政部门负责公布。
第十四条 职工在同一地区范围内调动工作，不变换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职工由于各种原因中断工作的，其个人帐户予以保留。职工调动或者中断工作前后个人帐户的储存额可以累积计算，不间断计息。
第十五条 职工在不同地区之间调动工作，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的全部储存额由调出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向调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划转，调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其继续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
由省外或者实行中央行业统筹的单位调入我省地方统筹单位的职工，应当将其基本养老保险上人帐户储存额转入调入地区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第十六条 职工在离退休前或者离退休后死亡，其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的储存额未领取或者未领取完的，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本息余额一次性发给其法定继承人或者指定的受益人。
职工离退休后，其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储存额已领取完时，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继续支付基本养老金，直至其死亡。
第十七条 职工未达到法定离退休年龄去国（境）外定居的，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本息余额一次性发给本人，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
职工离退休后去国（境）外定居的，保留其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可以按国家有关规定凭居住地有关生存证明继续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也可以由国内的亲属凭有效证明代为领取基本养老金。
第四章 基本养老保险金的计发
第十八条 本办法实施前参加工作、连续工龄（包括缴费年限）满１０年或者本办法实施后参加工作、缴费满１５年，按照规定符合离退休条件，办理了离退休手续，并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职工，依照下列规定计发基本养老金：
（一）本办法实施后参加工作的职工，退休时按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的储存额，按月支付基本养老金。计算公式为：月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储存额÷１２０。
（二）本办法实施前参加工作、实施后３年内到达法定离退休年龄离退休的职工，在按改革前原养老金计发办法计发的同时，再按缴费期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累计储存额的一定比例增发养老金。计算公式为：月基本养老金＝按改革前原计发办法计发的养老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储存额×增发比例。
（三）本办法实施前参加工作、实施３年后到达法定离退休年龄离退休的职工，其在本办法实施前的工作年限可以视同缴费年限，按其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的储存额乘上规定系数，推算出全部工作年限的储存额，按月计发基本养老金。计算公式为：月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储存额×系数÷１２０。按本项计发的基本养老金如果低于按第（二）项计发的金额，可以改按第（二）项计发。
（四）本办法实施前已经离退休的人员，仍按原来的办法计发养老金，同时享受改革后的养老金调整待遇。
（五）符合离休条件的人员，其离休待遇仍按国家现行规定执行。
本条第（二）项的增发比例和第（三）项的系数，根据工龄和缴费年限由省劳动行政部门制定。
第十九条 本办法实施前参加工作、连续工龄（包括缴费年限）不满１０年或者本办法实施后参加工作、缴费不满１５年，到达退休年龄的人员，按其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的全部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
第二十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职工，按照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或者工作年限，视同缴费年限，合并计发基本养老金。
第二十一条 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最低标准，按照本省最低工资标准执行。按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计发的基本养老金达不到最低标准的，按最低标准计发。
第二十二条 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每年按照全省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的５０％至８０％调整。具体调整比例由省劳动行政部门提出，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第五章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三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银行设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专户”。企业和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存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专户，实行专户储存、专款使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四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安全有效的保值增值措施，所得收益并主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及其收益免征税、费。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存入银行时，按城乡居民个人储蓄存款利率计息。
第二十五条 建立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特别调剂金制度。
省级特别调剂金由各地按下列规定由开户银行划转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一）从１９９３年底前滚存积累的劳动合同制职工养老基金中一次性提取１５％；
（二）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实际职工人数，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人均每月提取２．５元。
省级特别调剂金主要用于对统筹费率超过规定标准和因重大自然灾害影响基本养老保险费收缴以及国家统一调整离退休人员待遇而无力支付的地区进行调剂。
第二十六条 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所需管理服务费，从当年筹集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额的３％以内提取。具体提取比例由地、州、市劳动行政部门提出，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报省养老保险基金委员会批准。
国家发行社会保险特种债券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有增值时，改从增值中按一定比例提取管理服务费，具体提取比例由省劳动行政部门和省财政部门规定。
管理服务费免征税、费。
第二十七条 企业在取得营业执照后的２个月内，必须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基本养老保险登记；在招用人员时，必须同时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基本养老保险登记手续。
第二十八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企业职工建立养老保险档案。企业、在职职工和离退休人员有权查询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和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的情况，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提供方便。
第二十九条 省、地、州、市、县应当设立由政府代表、企业代表、工会代表和离退休人员代表组成的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对社会保险政策、法规执行情况和基金管理工作实行监督。
第三十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的储存额，每年结算一次，并将结算情况通知本人。
在职职工和离退休人员有权核查本人的各项养老保险费缴纳和养老金领取情况，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提供无偿服务。
第三十一条 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有权对企业缴纳的养老保险费进行核查，企业应当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各级财政、税务、审计、工商等部门应当给予配合。
第三十二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基金管理的各项制度，编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管理服务费收支的预、决算，并接受财政、审计、银行和工会的监督。
第六章 罚则
第三十三条 无正当理由逾未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企业，必须按日增缴应缴款２‰的滞纳金。拒不履行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缴纳，并按日处以应缴款２％以下的罚款。滞纳金并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第三十四条 职工本人或者其亲属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虚假情况，冒领基本养老保险金的，除如数追回基本养老保险金外，由劳动行政部门处以冒领金额２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阻碍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致使养老保险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行政机关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未按规定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存入基金专户、挪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擅自提高管理服务费比例、未按规定计发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违反规定造成基金损失的，由其上一级机关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企业与职工之间就养老保险事项发生争议的，按劳动争议处理的有关规定办理。
企业、职工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之间就养老保险事项发生争议的，由本级劳动行政部门处理。
第三十九条 已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直接组织养老保险费用统筹的企业，仍参加主管部门和单位组织的统筹。
第四十条 已实行省级系统行业养老保险费用统筹的企业，由有关省级单位受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委托，经办本系统职工养老保险业务。
第四十一条 个体工商户本人、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非工薪收入者，在本办法实施后，可以推迟半年执行。其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缴费办法，由省劳动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劳动厅和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省人民政府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１日发布的《云南省国营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社会保险暂行办法》和１９９３年４月３日发布的《云南省企业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