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规定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 54 号
《江苏省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规定》已于2009年4月7日经省人民政府第29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二○○九年四月十二日
江苏省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活动，完善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制度，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备案，适用本规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违反本规定制定的或者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公布但没有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实施行政管理的依据。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规范性文件，是指除规章以外，由本省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规定程序制定，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并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各类文件的总称，包括政府规范性文件和部门规范性文件。
前款所称本省行政机关（以下统称制定机关），包括：
（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
（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设立的派出机关；
（四）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非常设机构，以及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下设机构，不得制定规范性文件。
第四条 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备案，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符合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坚持依法行政，维护法制统一，保证政令畅通；
（二）体现行政机关权力与责任相统一，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提高行政效率；
（三）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四）从实际出发，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第五条 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工作，纳入依法行政考核内容。
第二章 规范性文件的制定
第六条 行政机关可以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制定规范性文件，但应当本着精简、效能的原则予以控制。
依法可以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政机关，由同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向社会公布。
第七条 涉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事项，需要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行政机关应当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两个以上行政机关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明确其中的一个行政机关为主办机关。
第八条 规范性文件的名称，可以根据需要称“决定”、“办法”、“规定”、“细则”、“意见”、“通告”等，但不得称“条例”。
规范性文件的用语应当准确、简洁，条文内容应当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
法律、法规、规章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规范性文件原则上不作重复规定；上级规范性文件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下级规范性文件也不再作重复规定。
除内容复杂的外，规范性文件一般不分章、节。
第九条 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以实施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为主，并不得创设下列事项：
（一）行政许可；
（二）行政处罚；
（三）行政强制；
（四）行政征收征用（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机构编制事项和其他应当由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级行政机关规定的事项。
规范性文件为实施法律、法规、规章作出具体规定的，不得违法增加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义务或者限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
第十条 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立项审查或者编制年度计划。
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应当明确负责起草规范性文件的部门、机构或者组织（以下统称起草单位）。
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由制定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以下统称制定机关的法制机构）负责拟订，经制定机关批准后组织实施。
因形势发展变化等原因，制定机关的法制机构可以对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提出进行相应调整的意见。
第十一条 起草规范性文件，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书面征求意见和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鼓励采用各种有利于扩大公众有序参与的方式起草规范性文件。
第十二条 起草政府规范性文件，起草单位应当将规范性文件草案送审稿及其说明和有关材料报送制定机关；起草部门规范性文件，起草单位应当将规范性文件草案送审稿及其说明和有关材料报送制定机关的法制机构。
前款所称的说明，包括制定的必要性、拟规定的主要制度和措施、征求意见的情况等内容；有关材料，包括制定依据、汇总的意见、听证会笔录、调研报告、有关参考资料等。
第十三条 规范性文件草案送审稿，由制定机关的法制机构负责审核。审核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内容是否合法，与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是否协调一致；
（二）程序是否符合规定；
（三）主要制度和措施是否合理、可行；
（四）体例结构和文字表述是否规范。
第十四条 制定机关的法制机构对规范性文件草案送审稿的审核，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初步审查；
（二）征求和听取意见；
（三）调研；
（四）协调；
（五）送审。
因突发公共事件等特殊情况，需要立即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可以对前款规定的程序进行必要的调整。
第十五条 制定机关的法制机构经初步审查，发现报送规范性文件草案送审稿的相关材料不符合本规定第十二条要求的，可以缓办或者退回起草单位。
第十六条 对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或者存在重大意见分歧的规范性文件草案送审稿，制定机关的法制机构应当通过网络、报纸等媒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或者举行听证会。听证会的组织，参照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有关行政机关对政府规范性文件草案送审稿有不同意见的，由制定机关的法制机构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制定机关的法制机构应当将协调的有关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制定机关决定。
第十八条 制定机关的法制机构应当对规范性文件草案送审稿进行修改完善，审核工作完毕后形成书面审核意见，并将审核完成的规范性文件草案和书面审核意见提交制定机关，由制定机关常务会议或者办公会议集体审议、决定。
经制定机关常务会议或者办公会议集体审议通过的规范性文件，由制定机关主要负责人签署后，以制定机关文件形式发布，并按照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向社会公布。
前款所称制定机关文件形式，不包含制定机关的批复、会议纪要等内部文种。
制定机关主要负责人签署之日，即为规范性文件发布之日。
第十九条 制定机关应当对规范性文件统一编排文号。两个以上行政机关联合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只标明主办机关文号。
第二十条 规范性文件应当明确施行日期。施行日期与公布日期的间隔期限，参照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三十二条执行。
第二十一条 规范性文件不溯及既往，但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特殊情形除外。
第三章 规范性文件的备案
第二十二条 规范性文件发布后，应当自发布之日起15日内，由制定机关依照下列规定向上级行政机关（以下统称备案监督机关）报送备案：
（一）政府规范性文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二）部门规范性文件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设立的派出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报设立该派出机关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备案；
（四）作为部门管理机构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五）实行垂直管理部门的下级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同时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联合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由主办机关报送备案。
规范性文件备案的具体监督关系，由政府法制机构按照本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要求公布制定机关时，一并予以确定并公布。
第二十三条 备案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负责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履行备案审查监督职责。
报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备案的规范性文件，径送该级人民政府的法制机构。
第二十四条 报送规范性文件备案，应当提交备案报告、规范性文件正式文本和制定说明（一式三份）。
规范性文件有法律、法规、规章以外制定依据的，报送备案时，应当同时附具该制定依据一份。
报送规范性文件备案，应当同时报送规范性文件的电子文本。
第二十五条 报送规范性文件备案，符合本规定第三条、第二十四条要求的，备案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予以备案登记；不符合本规定第三条要求的，不予备案登记；符合本规定第三条但不符合本规定第二十四条要求的，暂缓办理备案登记。
暂缓办理备案登记的，由备案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通知制定机关补充报送备案或者重新报送备案；补充或者重新报送备案符合规定的，予以备案登记。
第二十六条 制定机关应当在每年一月底之前，将本机关上一年度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目录，报送备案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备查。
第二十七条 备案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就下列事项进行审查：
（一）是否超越权限；
（二）是否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是否同其他规范性文件相矛盾；
（三）具体规定是否适当；
（四）是否违反制定程序；
（五）其他应当予以审查的事项。
第二十八条 备案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审查规范性文件时，认为需要有关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提出意见的，有关机关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回复；认为需要制定机关说明有关情况的，制定机关应当在规定期限内予以说明。
第二十九条 备案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经审查发现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存在违法或者不当内容等问题的，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理：
（一）由备案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要求制定机关在规定时间内自行纠正，制定机关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改正，并向备案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书面报告处理结果；制定机关无正当理由逾期未纠正的，由备案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责令制定机关限期纠正；仍拒不纠正的，由备案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提请备案监督机关决定撤销或者改变；
（二）继续执行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在制定机关改正之前，备案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可以提请备案监督机关及时作出中止执行该规范性文件部分或者全部内容的决定。
第三十条 下级政府规范性文件与上一级部门规范性文件之间有矛盾或者同级部门规范性文件之间有矛盾的，由备案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进行协调，提出处理意见；涉及行政职责划分的，还应当会同机构编制部门一起进行协调。
备案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认为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制定依据相互矛盾或者抵触，同级人民政府无权处理的，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报告，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依法处理，或者提请有权机关处理。
第三十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规范性文件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的，可以向备案监督机关提出书面审查建议，由备案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予以核实、研究并提出处理意见，按照规定程序处理。
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审查建议，备案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认为需要制定机关说明有关情况的，制定机关应当在规定期限内予以说明；认为需要有关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提出意见的，有关机关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回复。
制定机关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修改或者撤销其规范性文件的书面建议，应当予以核实；发现本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确有问题的，应当予以修改或者撤销。
第三十二条 制定机关不按照本规定要求将规范性文件报送备案的，由备案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通知制定机关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备案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给予通报批评。
对规范性文件存在的问题拒不纠正、拖延纠正的，由备案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后果的，备案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可以提出处理建议，由制定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章 规范性文件的管理
第三十三条 制定机关应当每隔两年对规范性文件进行一次清理。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者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清理后继续有效、废止和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四条 制定机关应当开展规范性文件制定后评估活动。规范性文件制定后评估的具体办法，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制定机关应当定期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汇总或者汇编，并将汇总及汇编的情况告知本级政府法制机构。
制定机关应当建立和完善规范性文件电子管理系统，便于公众免费查询、下载。
第三十六条 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和备案监督机关应当加强队伍建设，保证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安排、工作条件与工作任务相适应。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规范性文件的解释，由制定机关负责，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发布。
规范性文件的解释，与规范性文件具有同等效力。
第三十八条 规范性文件的修改、废止和解释程序，参照制定程序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1997年10月29日省人民政府印发的《江苏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同时废止。
谈法治的多维视角
四川南充市国税局政策法规处 魏 勇
随着依法治国方针的确立，法治成了当今中国最流行最时髦的词汇之一。在依法治国大旗下，“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村、依法治税”等口号可谓铺天盖地。什么是法治？对法治应持什么态度？恩格斯说：“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因此，笔者在这里不探求法治的内涵，而是从多个视角对法治进行审视，以期能凸显法治的冰山一角。
----方略观。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意味着国家的治理主要依据法律来进行，社会的整合主要由法律来实现。法治是与人治对立而言的，对此江泽民主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历史上曾出现过礼治、德治、党治等多种管理国家的模式，但都是专制制度的产物，与人治是一脉相承的。只有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在治国方略上，法治是否应与德治相结合呢？笔者认为，既然作为治国模式的一种选择，我们应当持慎重态度，并且只能坚持一个标准，要么是法治，要么是德治。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主张，但因“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议”（古代刑法对八种特权人物减刑的规定）、“官当”（以官抵刑）、“上请”（贵族犯罪上报皇帝减刑的制度）等特殊规定使得所谓的“礼”、“德”成为剥削阶段鱼肉老百姓的工具，而且由于在惩罚犯罪上坚持了双重标准，导致了法律适用的混乱。①虽然人民当家作主的当代中国与古代专制社会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知道，法律是对人民行为准则的最低限度（当然包括维持社会秩序所必需的最低的公共道德）要求，依靠国家暴力这个外在强制力执行，而道德往往是对人们行为准则的较高要求，依靠人民的内心信念来自发实现。当今中国，法制意识不高，实现真正的法治都很困难，要实现较高要求的德治谈何容易？再者将国家重大事务寄托在少数人的内心信仰上也是极不可靠的。况且如果我们过分强调德治的作用，就会削弱法治的力量，淡化法治在管理国家事务中的绝对权威性和至高性，从而最终影响法治的实现。应当强调的是，我并不忽视道德在调整社会关系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而是说作为治国方略只能坚持一个标准、一个模式，笔者认为以中国实情出发，在治国方略上实行法治是正确的唯一的选择。
----至上观。至上观是指法律在各项行为规范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其他规则、规范不得同法律抵触。对此，我国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与之相适应的是，司法者（法官）完全独立，唯法为上，将法律视为自己的唯一上级，只服从法律;执法者在执法上，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社会公众要自觉遵守法律，奉法律为“圣经”，绝不干违法的事情。然而，我国的现实情况却是，法官在办案时，往往不能独立，喜欢听从庭长、院长等所谓“上级”意见，有时，基层法官对案件拿不定主意时，往往请示上一级法院，以上级法院意见结案，这样等同于变相减少了审级，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其实，不同级别法官、法院之间只有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他们都共同服从一个上级“法律”。对于法律至上性问题，笔者还想到，前不久议论得沸沸扬扬的总理为民工讨工资一事，可谓让人欢喜让人忧，喜的是，总理关心民工疾苦，体现了中央领导的拳拳爱民之心。忧的是，法律的至上性、权威性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为何老板们敢胆大包天冒违法的风险呢（违反了劳动法）？原因就在于法律在他们心中没有多少地位。为何民工们不愿意将老板们告上法院呢？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法律对于他们这样的“弱者”来说，起不了多少作用。当然也的确存在个别先进者勇敢者曾拿起法律武器抗争过，但法律的至上性没有得到很好体现罢了。在法治口号满天飞的当代中国，法律竟不如一句行政命令（总理的一句话）威力大，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程序观。西方有一句格言：“没有程序就没有正义”，这说明洋人注重程序。而中国有一句格言：“好猫歹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表明国人很看重结果。二句格言映射在法治思维上的区别就是洋人重视程序法，国人重视实体法。洋人认为，如果程序不公正，即使结果很公正，也会让人怀疑结果的公正性。这里举“两人分一个苹果”的经典例子，怎样分才公平呢？答案是切苹果的人后选苹果。如果让先切苹果的人先选苹果，即使他是孔融第二，自愿选择了较小的一半，也会使得另一人有“吃亏”的感觉。再如中国人分房子，先是工龄加分，再是职务加分，最后排出名次，确定分房顺序（当然，这种分房办法并不涉及法律问题，笔者纯粹从程序角度看此办法）。请问：加分因素和加分标准是如何确定的？为何学历不加分？工作先进不加分？……。由于这种分房办法带有“官本位”和“论资排辈”的因素，因此这种分房程序难免让多数人觉得不公正。相反，日本人分安居房则采取抓阄的办法确定分房顺序，结果分到比较差的楼层的人也觉得很公正，因为，他们觉得人人都有分好楼层的机会，只不过没有抓住罢了。正如马克思所说：“程序是法律制度的生命形式”。失去了程序，法律就失去了生命。“法治原则要求人们必须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获得个案处理的实体合法结果，因此，从法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就应当强调程序的前提性地位，这意味着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和主张，即使符合实体法的规定，也将被否决。”②在法治上，我们要实体正义，更要程序正义。
----权利义务观。任何法律关系，其内容都是权利和义务。以权利和义务作为分析线索是法律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当法律对权利和义务作了明确规定时，对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是很容易的，问题是当某一行为，既未被法律规定禁止又未被法律规定允许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权利和义务呢？是采取权利推定优先观还是采取义务推定优先观？我们知道，在专制社会，法律规定的权利姑且可以被任意剥夺，何况法无明确规定呢？可以说专制社会政府的权力是无限的，因此古代有“民可告官但不可告官府”的说法，因为在统治阶段眼里，官府永远都是正确合法的，只有个别官员才会犯错误和不守法。由此可见，在专制社会，政府采取权力推定优先观，对国民采取义务推定优先观。在法治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国民全体，政府的权力来自国民授权并须依法执行。再者，由于政府公权力的滥用导致的恶果远比私权利的滥用危害大得多，因此，要对政府实行义务推定优先，实行有限政府，以防止其权力恶性膨胀而恣意妄为。对于国民而言，政府不得强迫其做法律不强迫他做的事情，不得禁止其做法律不禁止他做的事情，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实行权利推定优先的原则。由权利推定优先观衍生的是，当法无明文规定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平等主体之间（即私法领域）奉行“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原则，只要不违法，任凭你天翻地覆。此外，要正确对待权力和权利，还要正确处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势力范围”。立法上，政府公权力与私权利要在不同的生活场域求得平衡，公权力不能不分范围地随意介入私人生活场域。在传统中国，对公民个人的权利始终是一种漠视和卑微的态度，对此，革命先驱李大钊曾经说：“就东洋文明而论，其所短约有数端：“……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阶级的精神视个人仅为一较大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由于对个体权利之淡漠，公权力总是手伸得过长，管得太宽，不当地介入私人生活场域，例如，据报道，某地公安机关以夫妻二人在家中看黄碟为由对二人进行治安处罚，搞得当事人疯疯癫癫的。再如房屋拆迁条例由于政府角色错位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搬迁户的合法利益，更有甚者，某些开发商打着政府的招牌损害搬迁户利益而中饱私囊，已有很多人批评该条例为“恶法”。欣喜的是，现在强制婚检被取消了，表明政府已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位置了，相信不久的将来，以人权为本的权利本位观定会深入人心。
----证据证明标准观。证据是法官断案的依据，是诉讼的灵魂。在司法实践中，人们更为关注的是，证据达到什么证明程度才能定案呢？震惊世界的美国前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妻一案的判决结果令人难以置信：在刑事法庭上辛普森被判决无罪，保全了生命，而在民事法庭上，却被判有罪，赔偿其妻亲属巨额财产。为什么前后两个判决自相矛盾呢？原因就在于美国人对于不同的诉讼采用不同的证据证明标准：他们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的控诉方相对于被告方具有较为优势的地位。此外，人死不能复生，对被告处以刑罚应持慎重态度，因而刑事上的证据证明标准应该严格要求，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否则就不能判决被告有罪。在民事上，一般只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和人生关系，不涉及剥夺当事人的生命和长期自由问题，对胜诉方的证据证明标准采取“具有概然性优势”即可。在当今中国，我国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在证据证明标准上均采用同一标准：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证据达到什么程度才是确凿充分？对此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看法，这使得在定案上具有一定的主观主义成分。同时在这种证据证明标准的指导下，通过二审纠正错案能力显得不强，而通过启用审判监督程序这种事后监督机制来纠正错案在我国刑事案件中占有不小比例。另外，民事案件由于证据证明标准太高影响了诉讼的时效性，使得案件积压严重。证明标准的同一性使得三大诉讼在证据采纳上形成了该严不严，该宽不宽的后果。综上所述，我们应当针对不同的诉讼种类和诉讼任务构建新的梯形证据证明标准体系：具体来说，刑事诉讼应采取“事实清楚，能排除合理怀疑”的高标准，行政诉讼证据要能达到较高程度概然性优势，民事诉讼证据达到一定程度的概然性优势即可。
----忠诚观。人们对法律要忠诚，要忠诚地遵守法律，要忠诚地执行法律，就是要像苏格拉底那样对法律忠贞不二。苏格拉底是个著名的哲学家，他经常讥讽旧习，抨击时弊，对那些自我标榜为社会支柱的政客们的揭露尤其不遗余力。因此，他得罪了一些“当权者”，于是这些“当权者”便利用雅典荒诞不经的法律，以“煽动罪”、“败坏道德罪”、传授对诸神不敬的学问，腐化及误导青年等罪名逮捕了苏格拉底。后经陪审团审判苏格拉底被判死刑。临刑前，他的弟子们来看他，告诉他弟子们决定帮助他越狱，而且一切都已准备妥当。但苏格拉底却对弟子们说：“我的信仰中有一条就是法律的权威，一个好公民就要遵守本市的法律，既然雅典的法律判处我死刑，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作为一个好公民，我必须去死。” 苏格拉底最终带着对法律的忠诚含笑离开了人世，但他的思想却流芳百世。在大多数国人来看，苏格拉底有点迂腐，既然法律本身不公正，为什么还要服从呢？我认为，这正是国人不守法的症结所在。这里涉及到一个“恶法是否是法”、“有没有一种服务法律的义务”的问题。有人认为，恶法不是法，人们不需要服从，只有符合某种正义准则和道德原则的法律才是法律，由于人们心中的道德准则与正义原则并不完全一致，也就必然存在意见分歧与矛盾，人们在行动上就有可能错误地反对法律，从而造成无政府状态和法律秩序的混乱。因而，为了建立良好社会秩序，人人都应当遵守法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中国，法律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制定出来的，反映了人民的基本意志，先天具有“良法”的属性，我们更应当自觉遵守和维护。诚然，我国的法律还很不完善很不健全，但我们不能以个别法律是“恶法”为由而不守法，我们应当养成一种遵守法律的良好习惯，法律不健全不完善时，只能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进行法律的立、改、废，而不是在法律的遵守上采取抵制态度。换言之，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当象苏格拉底那样忠诚地服从和维护中国现行法律，这样我国法治的进程才会大大提前。
----信仰观。我的法理学老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中心常务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姚建宗教授认为，我国法治现实的真实情况是，我们一直强调并进行着法治“硬件”系统的法律制度的建设，而较为忽视作为“软件”系统的法治精神与情感；我们一直迷信与崇拜国家政权的强制与威慑，而较为忽视作为社会主体性与自我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法律的自觉认同和尊重。于是，在中国的法治建设实践中，伴随着法治化的进程，就必然会产生两种与法治根本相悖的社会现象：一方面，社会公众始终认为法律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外物和异已的东西，它不是自己的生活需要而是社会强加的，其目的是压迫、限制和束缚自己，自己对法律的遵守是被迫而不得已的，因此，他时时想到的便是远离、规避和拒斥法律，于是法律丧失了其神圣性、至高性和权威性，也从社会公众的情感上丧失了其相应的效力。另一方面，在外力的强制与威慑下，社会公众无可奈何地被动服从法律，逐渐麻木了其自主判断的神经，将其愿望和期待埋在了心底，在社会公众逐渐泯灭了其参与热情的同时，独立的平等人格丧失了，而顺从的充满奴性的依附人格长成了。③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我国国民发自内心对法律不信仰，反映在实际生活中，当碰到法律问题时，便诚惶诚恐，处处忍让、躲避，怕招惹官司，引火上身，而很少以一个法律主体的身份能动参与法律生活，维护自己的法定权利。国人较多的做法是所谓“私了”，有时反而因为“私了”被人敲了“竹杠”而有苦难言。西方法治思想沉淀已有300多年历史，这使得洋人从孩提时便养成了对法律充满宗教般虔诚的信仰，主动积极接受现有法律，而不是被动服从。养成对法律充满宗教般虔诚的信仰对我国国民来说，还是很艰难的，专家估计，我国实现真正法治大约需要100年左右的时间，由是观之，中国的法治之路的确艰辛而漫长。
----代价观。专制社会在惩罚违法上，奉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甚至大量使用连坐、株连九族等酷刑，“千里不闻鸡犬声”便是专制社会悲剧的真实写照。在法治社会，为了避免悲剧发生，法治要求我们在惩罚违法上 “宁可放走一千罪犯，不可使一名无辜者受到冤枉”，当然其结果会使一部分违法者逃避法律的制裁，这是实现法治在保障人权上所要付出的代价。此外，由于法律不能模糊，应当具有明晰性，这使得严格遵守法律有时也会产生相应社会代价。据说，一个过14周岁生日的男孩，在其生日当晚11点钟因醉酒杀死了参加其生日的一名同学。按我国法律规定，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为满14周岁，具体应从过14周岁生日的次日起算。本案中，幸运的男孩差1个小时才满14周岁，依法不负刑事责任。倘若该男孩再晚一个小时杀人，则要负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1个小时（极端一些，也完全可能是1分钟或以秒计）对这个男孩的智力、意志、精神似乎不会产生影响，但依法处理结果却是大相径庭。有人为了一元钱打官司，由于诉讼需要繁琐的程序，因而使该当事人为此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最后，法律由于诉讼时效、追诉时效等司法效率的具体规定以及侦察手段的落后和法官素质不高等主客观因素，使得法治代价更加高昂。可见司法不是廉价物，请这个“社会正义的最后守护神”来解决问题是需要付出一定成本和代价的。对此我们的正确态度是不因法治的代价而否定法治，而是承认法治的代价并且尽可能将这种代价减到最小。
----局限观。在现代社会,法律的触角已延伸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法律只是社会调整规范的一种，其他调整规范还有宗教、乡规民约、习惯、道德、规章、政策等，换言之，法律并不能囊括一切。大家都看过电影《被告山杠爷》，杠爷这个村长依靠“自己定下来的规矩”将堆堆坪这个穷山沟管理得井井有序：计划生育不超标，提留农税无欠缴，社会治安很优良。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杠爷因将所谓“不听他的招呼”的村民游街而被公安机关逮捕。无疑，杠爷实施的是人治，也许在堆堆坪这样的地方，杠爷的那套人治管理方法是最好的管理方法，实行法治反而会搞得一踏糊涂，可见法治也并不万能。此外，由于法律具有稳定性，使得法律不可能对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全部涵盖，因而再完备的法律也存在真空和漏洞。最后，法治作用的发挥还受到“生态环境”（参见下文）的制约。总之，我们不能因为法治的局限性而否定法治调整社会生活的主导性，对法治作用的正确态度是既要反对法治虚无主义，又要反对法治万能主义。
----生态观。经常见到这样的报道，由于人类滥用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某种动物已濒临消亡，这表明，动物要生存，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态环境。同样，法治也是存在生态环境的，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官素质、司法体制、侦察水平等诸多要素构成了法治的生态环境。有人认为，要实现法治很容易，只要把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移植”到我国就大功告成了。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最多只能算是实现了“法制”，而不是“法治”，因为“法治”不仅需要“法制”，更重要的是“法治”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态环境。打个比喻说，如果给原始人穿上西装打上领带配上笔记本电脑，虽然形式上具有现代人的特征，但其绝不是现代人。西方的法律制度是深深扎根于其公众较强的法律意识和完善的司法体制以及法官的高素质的。在我国由于公众法律意识偏低、司法体制不完善、法官的素质偏低，因而西方的法律制度再先进，如果全部照搬，也不适应中国的生存土壤，更不用说健康成长，绽放法治文明的花蕾了。
以上是我对法治的所学所闻所见所感，由于法治的思维路径和思考维度是错综复杂的，加之我自认为我并不是法律的“行家里手”，因而上述观点难免不当。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高唱“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而是高唱“谁能告诉我，是合法还是违法？”；如果有一天，七岁的小孩能脱口而出“这是违法的”而不是“这是坏的”；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法官敢对上级说，“我只服从法律”；如果有一天，公民遇到侵犯自己合法权益时能说：“我相信法院会为我主持公道”…...。我相信那一天正是中国实现法治之日，我也相信对于以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而不懈努力的炎黄子孙来说，那一天定会来到。
注释：
①例如，中国汉代的《春秋》决狱，其特点就是依据儒家经典著作《春秋》提倡的“忠”、“孝”精神和原则来审判案件，而不是依据成文法律来审案。假如犯罪人主观动机符合儒家精神和原则，即使其行为造成社会危害，也可以减轻甚至免除刑事处罚；反之，犯罪人主观动机违背儒家精神和原则，即使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也要定罪惩罚。
②郑成良主编：《现代法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第12页。
③姚建宗著：《法治的生态环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352--353页。
参考文献：
1.郑成良主编：《现代法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
2.姚建宗著：《法治的生态环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