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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应当对拖欠和卷走农民工工资的行为给予严惩
———— 对解决农民和农民工问题的几点反思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桓煜


在推进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几乎每年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因失去土地而拥向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打工就业。这些入城打工的农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在房地产开发、修桥筑路等建筑行业，而且大部分打工者每月领取的工资或薪水仅比部分城市下岗职工最低生活保障高出一、二百元，而且大部分企业或单位都没有给这些农民工办理劳动、医疗或失业等社会保险。就是这些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本应获取的难以维持他们和他们子女基本生活的劳动报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地按月拿到手的，有的甚至要拖上一年半载才成。目前有关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早已不是什么重大的新闻事件，农民工工资被“包工头”非法卷走的事也是常有的。至于这些生活无法保障的农民工是否会对社会产生不满、是否会导致犯罪率上升等影响社会安定的事情发生似乎没有多少雇佣农民工的企业或单位去关心它。
最近，北京市部分区县建委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就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举办“农民工维权月”活动，试图通过实施建筑等行业内的农民工工资拖欠专项整治活动来解决其行政区县内存在的一些农民工权益遭受侵害的社会问题。此农民工维权活动消息刚一公布，便有八方农民工纷至沓来，有的甚至是从河北、天津等地赶来。原来这些在外地打工不识几个字的农民工竟然“天真地”以为北京区县的行政部门也可以解决北京市以外的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真不知他们是“走投无路”了呢？还是“有病乱投医”？从另一方面讲，北京部分区县的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如此关心民生疾苦和维护广大农民工权益的举措无疑会对“和谐社会”之构建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对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和避免影响社会安定事件的发生也不失为一张“良好处方”。北京市的执业律师们也积极报名参与本次有关农民工维权的咨询活动。可以说，维护农民工权益活动短期内搞得“轰轰烈烈”。
但仔细想一想，这种缺乏相关具体法律制度保障、不考虑有关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而仅靠实施专项整治活动的方式究竟能在多大层面上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呢？为什么有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年年重点强调解决而又年年变得更加严重突出呢？对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是否应从更根本的角度或采用些“标本兼治”的方式来解决呢？本文在此不惧浅陋，愿对有关农民和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相关法律制度保障做几点反思，希望能引起当局者们的重视。

反思一：作为我们“衣食父母”的农民们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了吗？农民，作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正是他们通过艰辛的劳动在从事着农业生产养育着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但目前他们大多数人通过辛劳所能得到的仅是解决了吃饭问题（少数落后地区农民甚至连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普遍地讲，他们的确没有受过什么高水平的文化教育，也不具有城里人的“眼光和见识”。正是因为他们曾生活在代表贫穷落后的农村中、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所以他们贫穷、他们“愚昧”，他们的利益也最容易受到侵害。而如今，一旦这些农民失去土地在农村无业可就或生活无法得到保障时，为了谋生他们便不分男女老少的纷纷拥向城市，男的农民工一般从事建房修路等工作，女的农民工一般从事保姆清洁等劳务。一个个舒适安逸的居住小区、一幢幢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一条条高速路、一架架立交桥、一座座环境整洁的现代文明城市无不浸透了他们辛勤的汗水。只有他们才是我们“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石”，才是我们“社会主义大厦的建设者”，才是历史和时代“默默无闻的英雄”。可是我们中又有多少人像毛泽东同志所讲得那样，真正意识到“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呢？当然，这里的群众虽然不等同于农民，但就其内涵而言主要是指广大农民。我们的广大党员干部真正把农民当成自己的“衣食父母”去尊重他们了吗？农民和农民工们的辛勤劳作与他们的真正所得相较难道真得符合等价交换的市场法则吗？难道圣哲老子二千多年前所言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的状态至今仍无法改变吗？

反思二：到底是谁在侵害农民和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呢？胡锦涛总书记曾反复强调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并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务必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对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一定要认真对待。倘真如此，现实中为什么又会发生那么多侵害群众利益、尤其是农民利益的事件？形成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原因难道仅仅是因为雇佣农民工的建筑企业或其他单位不信守合同、不愿承担社会责任所造成的吗？难道仅仅是因为“包工头”们的自私或贪所造成的吗？难道与我们现行的“圈地运动”、房地产开发运作模式、企业或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吗？难道与我们个别的政府职能部门和司法机关对侵害农民利益、牺牲农民利益的行为冷漠无情、不认真对待、不及时处理、甚至暗中参与或变相支持的行为没有必然的联系吗？难道当农民工们成年累月拿不到工钱无法生活下去时也不能自发地或有组织的向政府部门反映有关问题吗？为什么会对组织者一定要安上别有用心或破坏社会稳定的“恶意讨薪罪名”呢？这些进城打工的农民总得要有生存的权利吧？须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啊！侵害了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利益就等于是侵害了社会稳定的群众基础；让贫富差距继续拉大、让广大农民继续陷于贫穷落后、生活无法保障的境地肯定不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换句话说，谁侵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谁拖欠和卷走了农民工的工资，谁就是在破坏社会稳定，谁就是在对对国家犯罪、对社会犯罪、对民族犯罪！至少侵害农民或农民工利益的行为与组织农民工讨说法的行为相比，哪个罪过更大，相信大家不难作出判断吧。

反思三：我们该如何保护农民和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呢？前段时间当有关新闻媒体报导了几起有关警察被打事件后，就有人喊着要制定《警察权益保护法》，提出《刑法》应对殴打或袭击警察的行为单独规定一个“袭警罪”进行处罚的建议。警察与农民或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或经济条件相比，孰强孰弱，谁的权益更容易受到侵害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农民或农民工被打事件也不知有多少起？那为什么当农民和农民工权益遭到侵害后就没有人喊着制定《农民权益保护法》呢？工人有维护自己权益的工会组织，企业家有企业家协会，各界社会名流们更有“政协”可以参与，而农民和农民工呢？当他们的权益遭到侵害时，谁真正有权代表或具体组织实施去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呢？组织农民或农民工维权活动又有什么具体的法律依据或保障呢？即便是为解决实实在在的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也没有人认真地去考虑从完善法律制度方面来进行解决。比如，我们可否通过制定法律或法规形式要求雇佣农民工的企业或单位必须交纳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保证金，对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超过三个月的行为进行法律制裁，对挪用或卷走农民工工资且情节严重的行为按犯罪处理，对侵害农民或农民工利益的行为要规定有专门的组织或机构来进行处理或维权等。从当前所发生的侵害农民或农民工权益事件的普遍性和严重性看，在社会利益日趋多元化、复杂化的今天，农民或农民工若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若没有特殊的法律保护制度为依据而仅靠个别代表多方利益的政府部门通过发文件或搞活动的形式来解决问题恐怕是难以达到“立杆见影”、“标本兼治”的实际效果的。

反思四：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和手段是什么？和谐社会，要求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更重要的要求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我们提倡的“和谐社会”不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所描画的“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天国那样，而应是在承认“社会价值观念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政治民主法治化”、“经济运行规范化”的前提条件下的和谐社会。这样的社会首先应当要求国家或执政党以谋求最大多数人的公共福利为存在目的，要求消除自然人之间不平等的阶级或阶层观念，要求保证社会财富分配机制的公平和正义，要求有完善的限制政府权力滥用的制度保障，要求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要求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保障所有人公平就业的权利，要求有健康完善的司法运行体制，要求人民群众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要求社会强势群体能够自觉主动地去帮助弱势群体而不是执着地要对其进行赤裸裸的剥削和掠夺…… 一言以蔽之，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就是要让社会上最大多数劳动人民过上好日子，而不是让老百姓兜里的钱都跑到少数富人们的手中，让农民工成为一年到头的“杨白劳”。为了实现和谐社会构建之上述目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手段应当是能够充分发挥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是能够真正体现“民主与法治”原则或精神的手段，而不应当是“专制型”的、“施恩型”的或“救世主型”的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和手段必须是一致的、统一的。如果手段不对，即便是目的再好，恐怕也只能是南辕北辙。总之，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就必须先保证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力量或利益的平衡，要保证农民等弱势群体有敢对社会强势集团说“不”字的权利和条件，要保证立法机关有各社会阶层、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要保证司法机关能够超然于权力斗争、利益集团之外并真正能起到化解社会矛盾、公正裁判的作用。

总之，本文提出几个反思的目的是：建议国家要从根本上尽快解决农民和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的道德与法律摈弃无情的非理性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狼性法则”，让我们的道德与法律充满有情的理性的“友爱互助”、“公平竞争”的“人性法则”；对制止拖欠和卷走农民工工资的行为而言，当务之急就是要对有关责任人员采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且必要时采用“绳之以法”的方式解决。

2006年1月4日


山西省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晋城市公物处理公开拍卖实施办法》的通知


晋市政办（1997）85号
1997年6月16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有关单位，市人民银行、各专业银行：

现将《晋城市公物处理公开拍卖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公物处理实行公开拍卖是公物处理制度的重大改革，各县（市、区）、市直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公物处理实行公开拍卖的重要意义，尽快将公物拍卖工作纳入市场化、规范化的轨道。要大力支持、配合国资部门做好相关工作确保公物处理业务顺利实施。

附件：《晋城市公物处理公开拍卖实施办法》

晋城市公物处理公开拍卖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了严肃财经纪律，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杜绝公物处理中私自作价、公物私分、变价款截留等违法现象，促进廉政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国办发（1992）4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公物处理实行公开拍卖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县（市、区）级应纳入拍卖的各类公物。

第三条 公物拍卖工作由各级财政局、国资局按国家有关规定统一领导和协调，各级工商、物价、审计、司法部门参与监督。晋城万方拍卖行作为我市公物拍卖的指定机构，具体负责我市市县（市、区）级公物拍卖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公物包括：公安、检察、法院、工商、海关、税务、物价等到执法机关以及财政等经济管理部门依法查出的违法、违章、走私、罚没等需要处理的物品；依法不返还的追回赃物和无主物品；金融信贷部门抵押及违约资产；铁路、港口、民航、公路等交通运输部门和邮电、医药、市容等部门需要处理的无主物品；保险理赔物品；党政机关、团体、事业单位拟处理的公物。

第五条 拍卖公物的程序。

凡需要委托拍卖公物的单位，在委托拍卖公物前须办理审批手续的应在办理有关审批手续后，再委托拍卖机构进行拍卖。

拍卖机构对委托拍卖的公物要进行注册登记、分类、编号、妥善保管。

拍卖机构应委托具有资产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实施评估，赃物估价工作由物价管理部门承担。以评估确认价值作为底价竞价拍卖。其中：大宗商品，重要生产资料以及专营、专卖商品，应优先拍卖给有该类商品经营权的企业。公物经首次按底价未能拍卖出去的，可由拍卖机构再行拍卖。经多次变更底价一年内仍拍卖不出去的公物，由委托方与拍卖机构协商，可以作价收购处理。公物拍卖后，拍卖机构应定期将拍卖的公物清单和成交数量、价格报送同级财政、国有资产主管部门及物价部门。

第六条 拍卖机构的佣金。拍卖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税款、罚款的物品和其他物品，以及人民法院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罚金、罚款的物品及无法返还的追回物品，拍卖机构可以向买受人收取不超过拍卖成交价5%的佣金。其它的公物拍卖，可以向委托人、买受人各收取不超过拍卖成交价5%的佣金。收取佣金比例按照同拍卖成交价成反比的原则确定。

第七条 拍卖价款的归属。拍卖依法不返还的追回脏物所得价款及拍卖缉私物品和无主物品所得价款，由拍卖机构会同委托单位足额上交财政；拍卖抵押物品和保险赔物品所得价款，归债权人所有，超过债务部分归债务人所有；党政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公物拍卖价款，原则应全额上交财政，特殊情况征得财政部门同意后可以返还；矿产企业、被兼并企业的物资拍卖价款按照《破产法》和有关企业兼并的文件规定决定归属。企业国有资产产权转让的拍卖收入，一律上交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专户储存，用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第八条 各有关单位应加强对公物的管理。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妥善保管、封存，防止损失。并及时与拍卖机构取得联系，迅速将公物公开拍卖。

第九条 公安、检察、法院、海关、物价等有关部门应积极配合财政、国资部门做好此项工作。对隐瞒不报、私分、变价处理等违法、违纪现象，一经查出，按国务院违反财政法规处罚规定，追究当事人责任，触犯刑律的，移交司法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市国有资产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