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
国函〔2006〕62号

天津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报请批准〈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的请示》收悉。现就有关问题批复如下：
　　一、同意修编后的《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年-2020年）》（以下简称《总体规划》）。《总体规划》立足于天津市的长远发展，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指导思想，重视城市人口和建设用地规模的控制，体现了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原则，强调城乡统筹和以人为本，符合天津市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要求，对于促进天津市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天津市是我国直辖市之一，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天津市的发展建设，要按照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滨海新区的发展为重点，不断增强城市功能，充分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将天津市逐步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科教发达、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
　　三、同意《总体规划》确定的将天津市全部行政区域作为城市规划区范围，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实行城乡统筹规划，加强统一规划管理。要根据市域内不同地区的条件，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安排基础设施、改善生态环境的要求，形成“一轴两带三区”的市域空间布局结构。
　　四、严格控制人口和用地规模。同意《总体规划》确定的人口和建设用地控制目标。2020年，天津市实际居住人口控制在1350万人左右；其中，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核心区控制在630万人左右。2020年，天津市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1450平方公里以内；其中，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核心区控制在580平方公里以内。根据天津市资源、环境的制约因素，必须防止城市规模盲目扩大。城市发展要坚持集中紧凑的模式，强化集约和节约用地，充分重视岸线和城市地下空间的合理开发利用，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好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防止水土流失、土壤沙化。
　　五、坚持区域统筹与城乡统筹发展。天津市的规划建设要注意与京津冀地区发展规划的协调，加强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特别要注意加强与北京市的协调，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提高为首都、环渤海以及北方地区服务的功能。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区、滨海新区以及武清、宝坻、宁河、静海、蓟县等新城的辐射带动作用，优化小城镇和中心村的发展布局，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六、促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要按照《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国发〔2006〕20号）要求，切实做好滨海新区的规划工作，建设若干特色鲜明的功能区，构建合理的空间布局。滨海新区的发展要坚持科教优先，不断推进综合改革和对外开放。要充分发挥滨海新区对于振兴环渤海区域经济的重要作用，增强和完善滨海新区为区域经济服务的综合功能。要按照《总体规划》的部署，加强对包括天津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塘沽、汉沽、大港在内的现有各类资源进行整合，不断提高综合实力、创新能力、服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将滨海新区建设成为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以及宜居生态型新城区。要妥善协调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的关系，中心城区要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实施工业东移战略，促进滨海新区的发展。
　　七、加强节水节能和环保工作。要从城市水资源匮乏的实际出发，坚持节流、开源、保护并重的原则，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海水淡化等措施，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要按照建设节能型城市的要求，充分利用优质高效的清洁能源，依靠科技进步，积极开发新能源，通过产业结构和交通结构的调整，强化工业、交通和建筑节能。要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和同步发展的原则，按照《总体规划》的要求，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重点解决城市煤烟、汽车尾气、工业废气和滨海新区的煤尘污染问题。要加快污水处理厂的建设，严格控制和治理海河水系及渤海湾的污染。要加强绿化建设，形成各类绿地有机结合的多功能绿地系统，不断改善城市环境质量。
　　八、建立健全基础设施体系。要按照《总体规划》的部署，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做好港口、机场、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规划建设，加强与北京、环渤海地区和北方地区的联系，增强联系南北方、沟通东西部的枢纽功能。要发挥天津港的优势，完善输港通道，巩固和提高枢纽港的地位和作用，并为远期发展留有充分空间。要严格控制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净空区域和发展用地。要坚持公交优先的原则，加快轨道交通建设。要加强大型防灾骨干工程、城市重点工程防灾设施、城市防灾信息系统的建设，以防洪和抗震为重点，形成完善的城市减灾体系。
　　九、切实改善城市人居环境。要坚持以人为本，做好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布局，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要将普通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的建设目标纳入近期建设规划，从方便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与就业出发，保障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用地的分期供给规模、区位布局和相关资金投入。要合理控制城市房屋拆迁规模和速度，探索适合保护要求的旧城改造模式，稳步推进现有危旧房屋的改造，提出分年度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计划。要加强小区规划管理，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
　　十、严格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优秀近现代建筑的保护工作，重点保护好“五大道”等历史文化街区和独乐寺、觉悟社旧址、平津战役遗址等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周边环境。要注意保护杨柳青年画、“泥人张”彩塑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和繁荣传统商业文化。要加强海河两岸的绿化和景观建设，努力创造丰富多彩和具有天津特色的城市景观。要严格依法行政，发挥规划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总体规划》是天津市城市发展、建设和管理的基本依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要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按照《总体规划》确定的发展目标，编制好近期建设规划，明确建设的重点和时序。要抓紧深化有关专业规划，编制详细规划，加强公众和社会监督，提高全社会遵守城市规划的意识。天津市人民政府要根据本批复精神，认真组织实施《总体规划》，各项建设活动都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建设部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总体规划》实施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驻天津市的各单位都要遵守有关法规及《总体规划》，支持天津市人民政府的工作，共同努力，把天津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


　　 二○○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法治观念”与“依法治国”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近年来，随着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制）国家”研究和宣传的不断深入和扩大，“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当代中国的治国方略。人们已不再讨论人治与法治。对法的认识，也已经由“法制”转向了“法治”。早在古希腊时，亚里士多德就曾给法治下过这样一个定义：“法治应包含双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1]法治国家是相对人治国家而言，是依法治国所追求的目标。而依法治国就是依照表现为法律形成的人民意志来治理国家，即治国的主体是人民，其中“国”应包括全国公民，并且首要的应是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在内的国家机器。笔者认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社会工程，争议颇多，但如果从法治观念层面对中国法治建设进行相关性的阐述，可能会有些益处。
法治（the rule of law）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学说，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实践都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从秦王朝“法治”一页翻起，“春秋决狱”史不绝书，法律日益沦为经义之附庸，实用之工具。新中国成立后，“法”仍只是在暴力惩治的功能上被强调，只不过由帝王之器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的武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近几年，法治才逐渐被视为一种价值追求，成为法律至上的信仰。
依法治国（the rule by law）也称为法治国（lagal state，law - based state，）。据认为起源于康德的一句名言：“国家是许多人以法律为根据的联合。”[2]显然这里的法律不是法治中的法，而是指来自人民的公意。下面，笔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二者的区别。
首先，从哲学伦理角度来看。如果说人性恶学说是法治和依法治国共同的哲学理论假设的话，那么人权哲学则是二者在哲学基础上的区别所在。天赋人权理论是法治的逻辑基础，天赋人权说认为人的基本价值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法制的价值观正体现在对自由、正义等基本人权的坚定信念中。而与天赋人权理论相对的君权神授理论是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君权神授理论认为权利是高高在上的，立法者的意志，是主权者的立法权的产物和表现。
其次，从二者的起源形式上看。法理学认为，法治是自然法理学的一部分。法治的思想渊源于十二、十三世纪的欧洲，因为当时欧洲有着较发达的法。[3]而依法治国是实证主义法理学的一支。康德的不可知论以及意志化法律思想是其最初的思想渊源，之后德国形成不同的依法治国理论，[4]也就是说，依法治国最初是在德国发展的。在德国，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紧密结合的，形成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党人实行依法治国，坚持法律意志论，用法律来“正义”他们的意志，制定“著名”的“纽伦堡法”，以法律的名义剥夺基本的人权，给历史，给世界留下惨痛的教训。
再次，从对法律的认识与要求来看。自然法理学将法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认为自然法是人定法的指导和来源，与自然法理学相应的法治本身承认也要求人定法必须服从于更高的自然法，制定的法律必须合乎自然法的普世原则，即尊重基本的人权。依法治国则坚持实证法学的法律意志论，认为立法者的意志是法律的最高渊源，法律被看作是所有人或政府服从统治的工具和手段，亦即所谓的法律工具主义，但却否定法律本身的目的价值。依法治国好似康德的国家法律理论，从立论表面看似自然法，实是法律实证主义。[5]他们说统治者的权利可以变更法律，使自己高于法律之上。可见，依法治国只是徒具形式的“伪法治”。
最后，从二者目的或价值上来看。法治的法律是对基本人权的保护，法治的核心价值也正体现在对人权的保护上，是人权摆脱了由法律随意摆布的命运，为法律的目的找到归宿，明确法的目的价值。法律对人权的保护一方面是直接的，另一方面是通过对公权利的限制实现的。法律具有保护人权和“绝对的最高权威和优势的抵制专横权利的影响，排斥特权的存在，...... 。”[6]从另一个角度说，如自然法学分自然法和人定法一样，法治同样坚持实然价值与应然价值的统一。依法治国的法律中虽也规定了人权，但这种“法赋的人权”是同样可以用法律剥夺的，德国的纽伦堡法就是一典型例子，而这一点正是依法治国与法治相比最大的悲哀。意志法律论的法律工具主义使依法治国的目的价值呈现出功利和机会的倾向，导致最终否定法律的“应然价值”，一味强调法律的“实然作用”，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必然是对基本人权等应然价值的忽视、蔑视以至敌视和践踏。
其实，现实历史已然对法治和依法治国作出了比较，在纽伦堡审判中，纳粹的不合“实质”正义的形式法律被没有“法律形式”的实质正义所审判。
以上仅仅是为深化对“法治”和“依法治国”的认识，从学理角度对二者作出的比较。邓小平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讲话中说：“为保障人民民主 ...... 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7]由此可见，我国依法治国中依的“法”是肯定基本人权的“良法”，所说的，在我国依法治国与法治是相通相融的。在学理上比较二者的区别，并不意味否定二者应该可以融合互通的。

【注释】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199页。
[2]沈宗灵《现代西方法律哲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25页。
[3]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140页。
[4]栗劲，李放《中华使用法学大全》，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141页。
[6]阿伦，《立法至上与法治：民主与宪法》，〈法学译丛〉1986年第3期。
[7]《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