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存废之比较
湖北民族学院财经政法学院 杨帆
摘要:贝卡里亚出版过一本至今仍响彻刑法学界的著作《论犯罪与刑罚》，从而一场轰轰烈烈至今仍悬而未决的死刑存废之争由此爆发。这场持续百年之久的争论为我国这样一个死刑大国认清死刑的本质价值提供了一份良好的参考资料，而从这个价值深入，我们似乎可以清晰的看到死刑在我国现实不能废与未来的限制消亡命运。
关键词：死刑 死刑废除论 死刑存置论 死刑命运
死刑是国家为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而实施的一种刑罚，因其是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刑罚，所以又被称为极刑或生命刑。人类在适用死刑的过程中，随着对死刑认识的不断深化，死刑是否正当受到了怀疑，在200多年前终于受到了西方有识之士的反对和讨伐，从而引发了一场延续了数百年的死刑存废之争。在被人类不假思索地运用了几千年后，从1764年开始，死刑开始受到思想家的挑战，意大利人贝卡里亚明确提出了废除死刑的主张。马克思也反对死刑，他说：“历史和统计科学非常清楚地证明，……最残暴的杀人行为都是在处死罪犯之后立即发生的。”进入20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运动成燎原之势。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6条规定，不得任意剥夺人的生命，并强调，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只能对犯有“最严重罪行”的人判处死刑。1989年.联合国又通过了《联合国废除死刑公约》，要求每一缔约国应采取一切措施在管辖范围内废除死刑。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已有111个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除了死刑，自1990年代起，平均每年有3个国家废除死刑。我国的香港、澳门也已废除死刑。在发达国家中仍执行死刑的，现在仅剩美、日两国,我国历来是一个死刑大国，在97年修改后的刑法典中依旧保持了68个死刑罪名。死刑在司法实践方面也常常得到司法者的青睐。但是随着世界人权观念的普及和各国对于死刑制度的持续声讨，我国学者对死刑制度也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很多学者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观点，国内要求减少死刑甚至废除死刑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本文将从西方死刑存废之争开始来探讨我国死刑制度的命运，同时提出笔者对于死刑制度将来走势的个人见解。
一、死刑存置论和废除论概述
1. 死刑存置论概述
死刑已经运用了上千年之久，在其产生和运用的前期，“杀人者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根本无须对死刑的正当性进行论证，因此并没有什么死刑正当性理论的存在。当死刑废除论产生后，才有学者对死刑的正当性进行研究。死刑存置论者认为：对可能犯罪的人，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力。 刑罚越严厉，有理性的人就越害怕，威吓作用就越大。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试想哪一种刑罚能比剥夺人的生命更恐怖？而对罪犯本人，死刑可以从根本上制止其再犯罪。如果没有死刑，即使罪犯被判终身监禁，他还是有可能在监狱中犯罪，只有将其处死，才可以防止他继续犯罪。此外死刑是重罪犯人应得的报应，是伦理正义的必然要求。可以满足人们的报应观念，满足人们本能的报复心。对那些用残忍手段杀害无辜者的犯罪人，理应受到相同的或相称的处罚，而死刑就是最公平的惩罚，否则，就意味着被害人生命不如犯罪人生命重要。从经济学角度考虑死刑比长期监禁那些最危险的犯罪人更省钱。处决一名死囚，只需要花费一枪、一针的代价，长期监禁则需要支出大量的财政费用，而保留了生命的犯罪人，在长期监禁中对社会的经济贡献很小。
死刑存置论代表性人物有黑格尔，康德和加罗法洛。
黑格尔是报应主义的代表人，但是其对于死刑的存置观点与康德有所不同。黑格尔反对康德的等量报应，认为追求犯罪与刑罚之间外在性状上的等同性就会得出“同态复仇”这样荒诞不经的结论。主张以价值的等同替代性状的等同，而死刑的价值就在于生命，而没有任何物质的价值可以与生命相比，唯一的就是生命本身。因此他指出：报复虽然不能讲究种的等同，但在杀人的场合则不同，必然要处死刑其理由是，因为生命是人定在的整个范围，所以刑罚不能在仅仅存在于一种价值中，生命是无价之宝，只能在于剥夺杀人者的生命。
康德主张刑罚等量报应，基于报应主义，康德为死刑存在的正当性作了有力的辩护。康德指出：谋杀人者必须处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法律的替代品或者代替物能够用它们的增或减来满足正义的原则。没有类似生命的东西，也不能在生命之间进行比较，不管如何痛苦，只有死。因此，在谋杀罪和谋杀的报复之间没有平等问题，只有依法对犯人执行死刑，甚至假定有一个公民社会，经过它所有成员的同意，决定解散这个社会，并假定这些人有住在一个海岛上，决定彼此分开散居到世界各地，可是，如果监狱里还有最后一个谋杀犯，也应该处死他以后，才执行他们解散的决定。应该这样做的原因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到自己言行有应得的报应，也认识到不应该把有血债的人留给人民。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将被认为是参与了这次谋杀，是对正义的公开违犯。因此，康德是个坚定的死刑存置论者，其主张死刑的理由就是现实的正义
加罗法洛主张对犯罪人的一种消灭方法，即排斥出社会圈，剥夺其社会权利。加罗法洛指出：个人有权进行社会活动，因为他绝对需要社会生活。但是，一个仅仅是社会机体的一个细胞，所以当个人成为社会机体的有害的源泉时，他就不再享有成为社会一分子的权利。因而，死刑才是必要的。但是其并非意味着赞同所有犯罪都适用死刑，他认为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方可存在：对社会道德观的侵犯是一种永久精神异常的症状，该症状导致主体永远不能进行身会生活。因此他断言，死刑只能适用于仅仅出于利己的动机就易于实施谋杀行为的人。由此可见，加罗法洛是一位为死刑进行有力辩护的学者。
2. 死刑废除论概述
废除死刑的观点最早可源于16世纪英国学者托马斯·莫尔，但是莫尔对死刑的质疑并未得到人们的关注，而与此同时，基于原始教义而由基督教提出的死刑废除观点亦未引起多大的反响。直到1764年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的面市，才引出一场死刑是存是废这个延续了几百年的疑问。死刑废除论者认为：死刑并不比终身监禁具有更大的威慑力。即使人们同意刑罚的目的在于阻吓将来犯罪的发生，也不一定要坚持惟有死刑才可达到最大的威慑作用。事实已经证明，存在死刑的国家，与废除死刑而以无期徒刑为最高刑的国家，死刑与无期徒刑对于犯罪的威慑力是相等的。而且死刑断绝了犯罪人悔过自新的道路。死刑以消灭肉体的方式来消除人内心的恶，这无疑是将生命作为刑罚目的实现的手段，而改造犯罪人的观念却被悬置起来。此外死刑是远古野蛮时代血腥复仇的遗留。 报应论的公平原则虽然是合理的，但有些情况下，执法者不可能也不应该以相同的方式对罪犯施以惩罚。死刑还涉及到对生命权的保护，社会应该为犯罪行为承担必要的代价。 从经济的或者功利的观点看，一般来说，处决罪犯的确比长期关押罪犯更省钱。但是，生命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死刑废除论代表人物有贝卡里亚，边沁和菲利。
作为西方历史上公认的最早对死刑提出系统的废除观点的学者，贝卡里亚是在天赋人权与社会契约论等古典自然法的基础上，论证死刑的非正义性和不必要性，从而提出废除死刑的观点。
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贝卡里亚认为，国家没有判处一个公民死刑的权力，因为在最初订立社会契约的时候，人们仅仅把自己一份尽量少的自由交给了当局，这份尽量少的自由中当然的不包括处置自己生命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了。从而论证死刑的非公正性。
基于死刑的威吓效果贝卡里亚提出：处死罪犯的场面尽管可怕，但只是暂时的，如果把罪犯变成劳役犯，让他们自己的劳役来补偿他所侵犯的社会，那么，这种丧失自由的借鉴则是长久的和痛苦的，这乃是制止犯罪的最强有力的手段。这种行为之所以有效的约束经常提醒我们：如果我犯了这样的罪恶，也将陷入这漫长的苦难之中。因而，同人们总感觉到扑朔迷离的死亡观念相比，它更具有力量。因此他认为，尽管死刑十分残酷，但由于其执行的短暂性，所产生威吓效果并非是最佳的。而终身苦役则完全可以替代死刑，并且劳役者还可以通过劳苦对他所侵犯的社会进行补偿，而这种失去自由的借鉴具有长久性和痛苦性，更能成为制止犯罪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贝卡里亚甚至还从人道性对死刑发难，他指出：如果我要证明死刑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有益的，我首先要为人道打赢官司。虽然他并未具体说明死刑为什么不人道，但是把死刑的不人道作为废除死刑的基本立论之一却得到后来西方学者们首肯。贝卡里亚的这些观点在死刑废除论中起到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死刑整个废除论奠定了一个基础。
边沁是继贝卡里亚后，从功利角度论证和完善死刑废除的立论。边沁是著名的功利学派学者，他把死刑和终身监禁的利弊做了个比较和权衡，认为死刑剥夺的是人的生命，终身监禁剥夺的是人的自由，而生命权是人最基本的权利，其价值远远大于人的自由。因此，死刑是一种成本代价高于终身监禁的刑罚，而终身监禁的威慑力并不比死刑弱。据此，认为死刑成本代价高于终身监禁，而效果却等同于终身监禁，因而死刑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之刑，完全可以为终身监禁所替代。另外，死刑也可能成为一种滥用之刑，他指出：我们应该期望找到罪与刑之间最精确的相称性比例，但事实上它都经常被冒犯或忘却，因而往往对于那些轻微之罪适用死刑。死刑的这种潜在的恶劣影响也成为其废除死刑的重要立论。
菲利是刑事实证学派死刑废除论学者之一，菲利认为死刑不违背正义，但同时又肯定死刑的不必要性。他认为即使承认死刑作为一例外的极端措施，也不等于承认它在正常社会生活中是必要的。因为，在正常情况下，社会完全是可以用终身隔离或流放来保护自己而不是死刑。由此，菲利的结论是：由于死刑在正常时期不必要，而且对于能够生效的那部分人来又不能适用，因此只能将它废除。值得注意的是，菲利对死刑不必要性进行逻辑论证的同时还引用托斯卡那区和法国的一些死刑实际运用和犯罪率的统计数据，从而在实证方面也进行了论证。这是较刑事古典学派死刑废除论者论证方法的不同之处。
二、死刑存废之争评析
死刑存废之争在两个世纪前就已经开始，一直延续至今，但并没有从根本上真正解决死刑问题。死刑还是在争论中延续着其漫长的历史。西方的死刑存废论分别从死刑的各个角度进行论证以支持其存置或废除的论点，不管是废除论中的贝卡里亚、边沁还是持存置论的康德、黑格尔等，他们的这些观点对死刑的发展都起着很大的作用与影响，但他们的这些理论在表现出合理性的同时也均表现出许多不合理的地方。
（一）死刑废除论之评析
基于社会契约，贝卡里亚对国家拥有判处死刑的权利提出了质疑，这是受当时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因此在当时极具合理性的。但是笔者认为基于一种虚幻的理论——社会契约论，作为否认死刑的依据是软弱无力的，而且贝卡里亚提出的刑罚承诺性也是存在问题的。康德就指出：贝卡里亚的说法完全是诡辩的和对权利的颠倒。没有人忍受刑罚是由于他愿意受刑罚，而是由于他曾经决定肯定一种应受刑罚的行为，因为事实上，任何人愿意去体验的东西绝对不是刑罚，也不可能有什么人愿意去受刑罚。贝卡里亚认为的只有在得到承诺的情况下，刑罚才是合理与正当的观点来否定国家的死刑判处权在康德的反驳下显得是那么的苍白，因为确实一个人受到刑罚，因为的是他的犯罪行为，而不是因为他愿意受到刑罚的处罚。
贝卡里亚对死刑存在的必要性也提出了质疑，认为死刑的威吓效果并非最佳，并且认为终身苦役完全可以替代死刑。边沁在这基础上又对死刑与终身苦役进行比较，得出死刑是代价大于且效果等同于终身监禁的刑罚而认为是浪费之刑，应当废除的理论成为了死刑废除论上有力的依据。但是笔者认为死刑是否必要，贝卡里亚、边沁等人的论证并不充分。刑罚的威吓力产生于刑罚的严厉程度，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因此，死刑所产生的威吓作用必定比终身监禁大。因为至少从人的感官而言，死刑所产生巨大的威慑力完全高于终身监禁。而贝卡里亚等人所指出的理由只是能让人们反思死刑存在的必要与否，却不能或者说足以使人们认可死刑不必要。菲利等刑事实证学派死刑废除论学者所引用的实证数据虽然比单纯的逻辑论证更具有说服力，但是统计数据本身的说服力就是相对的，以此作为死刑不必要的依据，也不能完全证明死刑的不必要性的正确性。
从人道性出发，贝卡里亚也否认死刑符合人道性，这是值得肯定的，也是死刑废除论中最为合理的观点，这种观点为后来的死刑废除论最根本的理论依据。刑罚的人道性在于不得剥夺犯罪人最基本的权利，因为一旦剥夺了犯罪人的基本人权就意味对犯罪人作为人的资格的一种否定。而死刑剥夺的是人最基本的权利——生命权，因此是不人道的。这种“剥夺人最基本的生命权的刑罚是不人道的刑罚”在逻辑推论上便是合理的。
（二）死刑存置论评析
不管康德的等量报应还是黑格尔的等价报应都是基于报应主义理论。报应论是早期死刑存置论最根本的立论。康德认为的刑罚应该和犯罪的形态的等同就是正义，强调的是一种平等性，将平等甚至视为争议的基本要求，因而刑法的平等导致对等量性的追求。从而认为保留死刑是因为死刑与杀人等行为具有行为与刑罚之间具有平等性。但是康德的这种等量报应理论本身在逻辑上就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提出犯罪与刑罚之间形态的等同，而另一方面而否定“以牙还牙，以血报血”这种原始的同态复仇的方法。这是康德等量报应理论基于死刑存置中难以回避的问题。
这样在康德之后，黑格尔就提出等价报应，认为犯罪与刑罚之间的价值的等同，从而替代康德的性状的等同，这是黑格尔等价报应的一大特色。死刑的价值本身就在于生命，而与生命等价的只有生命，因此对杀人者处以死刑完全是必要的和正当的，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生命的价值。他从物的使用价值出发，推演出物的交换价值，也即一般意义上的价值，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但是价值之评判毕竟是人主观的认识，而主观的认识是随着一些客观事物的变迁而改变的。可能在某个时期，财物的价值可以相对的等同于自由，但是也可能在某些时期，财物的价值仅仅等同于财物，这就反映了人类对价值的评判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时时变迁的。因此黑格尔的这种等价报应对价值的比较过分绝对化，因此是存在缺陷的。
从功利论出发的主张死刑具有最大的个别预防功能的刑事实证学派学者,不乏其人。加罗法洛主张的死刑可以把犯罪人彻底的排除在社会圈，剥夺其社会权利，便是此种立论的外在表现。死刑确实可以消除犯罪人再犯的可能性，而达到特殊预防的作用，这是别的任何刑罚方法都无法比拟的。道理十分简单，死刑剥夺的是人的生命，当然的也永远的剥夺了犯罪人再次犯罪的能力了，所谓的“鬼魂犯罪杀人”却只存在于一些魔鬼小说中。而其他刑罚方法却不可能彻底的剥夺犯罪人再次实施犯罪的可能性，不管从逻辑分析还是这是现实情况看，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于犯罪人真的需要排斥出社会圈吗？这种排斥是必要的吗？刑罚的属性之一就是教育属性，如果判处一个人死刑，那么怎样去体现刑罚属性呢？另外像加罗法洛的这种刑罚观是建立在自然法则之上，而自然法则是否存在本身就存在极大的争议，因此死刑保留论中从功利出发的此种立论也并非无懈可击。
三、死刑价值的综合评说
从死刑存废之争看，笔者认为不管是死刑的存置论还是废除论，他们的理论基础或者是基本立论都存在合理的一面，这些合理因素是长达两个世纪的死刑存废之争所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也为现在的死刑制度的设置和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同时，死刑存废论也都存在着各自不合理的地方，而这些不合理的因素是死刑存废论的理论糟粕或误区，这些不合理因素可能影响我们对死刑正确的认识和全面的评价，也极易将死刑研究引入歧途。正确认识死刑价值是我们对待死刑制度时，首先需要做出的反应。任何刑罚的方法都以其存在的一定价值作为其存在的依据与前提，死刑作为刑罚的一个刑种亦不例外。从持废除论的贝卡里亚、边沁等还是持存置论的康德、黑格尔等人，他们在论证死刑废除论亦或存置论时，其根本的出发点都是死刑的基本价值。因此，从价值论的角度来审视死刑制度存在的根据，才是考察死刑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点。
从笔者以上的分析表明，死刑是一种具有效益性、公正性但不人道的刑罚。如果基于前两个价值，我们应当保留死刑，而如果从人道性看，我们又应该废除死刑。死刑的价值冲突决定了死刑的命运。
人类始终存在着对正义的追求，正义如同日月星辰一样始终照耀着、指引着人类追求理想社会状态的发展道路。正义是人类追求的首要目标，与正义对应的公正因此成为了人们制定法律后的首要追求目标，或者说公正价值居于法律价值首要位置。基于法律价值实现中的刑罚价值也受到法律价值轻重次序的决定。公正性当然的也就成为刑罚的首要价值，而作为刑罚刑种的死刑，公正性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死刑价值的核心。
从公正性角度看，在社会的等价交换观念引导下，死刑配置、适用于一些特殊犯罪是具有公正性的。但是正如笔者在上文所分析的，等价观念是人的一个主观判断，而主观判断是随着文化背景、人文思想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死刑的公正性价值并非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价值。
从人道性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死刑的废除。但是由于死刑公正性价值的首要性和核心地位，死刑的人道性价值必须服从公正性价值。然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死刑的人道性与公正性正在逐渐的交叉融合，公正性的判断已经不仅仅是死刑的公正与公平。而是慢慢的以人道性作为公正性成立的前提和基础。因为，社会是由无数的人构成，犯罪人也是社会的一员，对待犯罪的态度在一定程度反映了社会的公正、正义程度。从历史的发展看，这种人道性融于公正性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上一些残酷肉刑，由于其非人道化而逐渐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虽然这些肉刑从现在的公正性分析是存在一定合理性的，但是由于人道性的逐渐融入导致公正性的整体评价受到了很大的“折扣”。所以笔者认为，随着国际人权观念的普及和民权运动的发展，人道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可，社会的等价观念也随着这种人道性的增强而在刑罚的公正性价值有所改变。可以设想，在人道性越来越重视的背后，死刑的公正性基础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预计，死刑在将来的某天由于失去了公正性价值的保护而逐渐走向衰亡。
四、我国关于死刑的限制
笔者认为死刑废除的过程将是一个死刑限制过程。结合我国死刑制度的现状，笔者认为死刑的限制必定从死刑的刑事政策、立法与司法方面进行。
1.死刑刑事政策的限制
我国的刑事政策一直是“不可不杀”、“尽量少杀”、“防止错杀”、“可杀可不杀的，不杀”等，但是在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状况下，这种刑事政策在严打期间却经常变味。而刑事政策“灵魂”，起统帅作用，因此对于刑事政策的限制就显得十分重要。死刑刑事政策的限制从目前的口号化向实质化发展。即刑事政策不再是几个口号，而是真正对死刑限制起引导作用的实质化方针。形成一种邓小平所讲的“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但是只考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两翻、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思维。以此种方针来弱化刑罚的报应性、惩罚性，在刑事政策上限制死刑，从而为死刑废除奠定一定基础。
2.死刑立法的限制
刑事政策限制固然是死刑限制上的“灵魂”，但是立法限制则可以说是灵魂统帅下的肉身，是死刑限制的根本。死刑的立法限制在于死刑罪名的限制、死刑主体限制和刑罚结构的调整。
（1）死刑罪名的限制。
目前我国《刑法》分则的十章犯罪中，除第九章渎职罪以外，每一章都规定有死刑罪名。而基于死刑价值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死刑只有配置于保护法益价值大于生命价值的罪名上，例如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方符合具有效益性和公正性价值的。否则死刑将不存在价值可言。因此在罪名上限制死刑必定是死刑消亡过程的第一步。笔者认为罪名的限制分如下两步：第一步，首先在一些保护价值低于生命的罪名如盗窃罪、贪污罪等财产型犯罪上废除死刑。第二步在保护价值等同或者高于生命的罪名如故意杀人罪、放火罪等罪名上，在立法上严格规定死刑的适用，如笔者提出的在故意杀人罪量刑设置上的修改。
（2）死刑适用主体的限制.
根据我国刑法目前的规定，死刑在适用主体上是把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排除在外，这也是我国97《刑法》修改在立法上对死刑的限制的具体体现。对于死刑适用主体限制的趋势，笔者认为死刑适用主体应当设置一个上限。死刑在适用主体已经有一个下限，从各国看，一般都限制在十四周岁左右，这也体现对未成年人的人文关爱。但是我国在死刑主体适用上限并没有进行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死刑可以运用在任何岁数的成年人身上。《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等国际性文件均有规定死刑不能适用于70岁以上老年人的规定，这些规定已被许多国家采纳，形成了一个死刑适用主体的上限。我国历来有尊老爱幼的优良习俗，因此对于在我国立法中设置死刑适用主体上限的规定是存在正当性和可能性的。笔者认为我国可以考虑遵从国际公约文件与我国人均寿命值，把死刑主体上限设定在75周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牙买加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中国政府 牙买加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牙买加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牙买加政府，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人的范围
本协定适用于缔约国一方或者同时为双方居民的人。
第二条 税种范围
一、本协定适用于由缔约国一方或其地方当局对所得征收的所有税收，不论其征收方式如何。
二、本协定适用的现行税种是：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个人所得税；
２．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
３．地方所得税；
（以下简称“中国税收”）
（二）在牙买加：
１．所得税；
２．有关财产收益的转让税。
（以下简称“牙买加税收”）
三、本协定也适用于本协定签订之日后征收的属于增加或者代替第二款所列现行税种的任何相同或者实质相似的税收。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将各自税法所作出的实质变动，在其变动后的适当时间内通知对方。
第三条 一般定义
一、在本协定中，除上下文另有解释的以外：
（一）“中国”一语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于地理概念时，是指实施有关中国税收法律的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包括领海，以及根据国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勘探和开发海底和底土资源以及海底以上水域资源的主权权利的领海以外的区域；
（二）“牙买加”一语是指牙买加岛、莫兰特群岛、佩德罗群岛及其属地，包括牙买加领水，以及根据国际法，牙买加行使主权和管辖权的任何领水以外的区域。
（三）“缔约国一方”和“缔约国另一方”的用语，按照上下文，是指中国或者牙买加；
（四）“税收”一语按照上下文，是指中国税收或者牙买加税收；
（五）“人”一语包括个人、公司和其他团体；
（六）“公司”一语是指法人团体或者在税收上视同法人团体的实体；
（七）“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用语，分别指缔约国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
（八）“国民”一语：
１．在中国，是指任何根据中国法律拥有中国国籍的个人和根据中国法律取得其地位的任何法人、合伙企业和其他法人团体；
２．在牙买加，是指任何拥有牙买加公民身份的个人和按照牙买加法律取得其地位的任何法人、协会和其他实体；
（九）“国际运输”一语是指在缔约国一方设有总机构或实际管理机构的企业以船舶或飞机经营的运输，不包括仅在缔约国另一方各地之间以船舶或飞机经营的运输；
（十）“主管当局”一语，在中国方面是指国家税务总局或其授权的代表；在牙买加方面是指主管财政的部长或其授权的代表。
二、缔约国一方在实施本协定时，对于未经本协定明确定义的用语，除上下文另有解释的以外，应当具有该缔约国适用于本协定的税种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
第四条 居民
一、在本协定中，“缔约国一方居民”一语是指按照该缔约国法律，由于住所、居所、总机构或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或者其它类似的标准，在该缔约国负有纳税义务的人。
二、由于第一款的规定，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个人，其身份应按以下规则确定：
（一）应认为是其有永久性住所所在缔约国的居民；如果在缔约国双方同时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是与其个人和经济关系更密切（重要利益中心）所在缔约国的居民；
（二）如果其重要利益中心所在国无法确定，或者在缔约国任何一方都没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是其有习惯性居处所在国的居民；
（三）如果其在缔约国双方都有，或者都没有习惯性居处，应认为是其国民所属缔约国的居民；
（四）如果其同时是缔约国双方的国民，或者不是缔约国任何一方的国民，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商解决。
三、由于第一款的规定，除个人以外，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人，其居民身份应由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通过相互协商确定。
第五条 常设机构
一、在本协定中，“常设机构”一语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营业场所。
二、“常设机构”一语特别包括：
（一）管理场所；
（二）分支机构；
（三）办事处；
（四）工厂；
（五）作业场所；
（六）矿场、油井或气井、采石场或者其它开采自然资源的场所。
三、“常设机构”一语还包括：
（一）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或者与其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但仅以该工地、工程或活动连续十二个月以上的为限；
（二）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雇员或者雇用的其他人员，在缔约国另一方为同一个项目或相关联的项目提供的劳务，包括咨询劳务，仅以在任何二十四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十二个月的为限。
（三）勘探或开发自然资源或与其有关的活动中使用的钻井机或钻井船，但仅以上述钻井机、船的使用或有关活动连续十二个月以上为限。
四、虽有第一款至第三款的规定，“常设机构”一语应认为不包括：
（一）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目的而使用的设施；
（二）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三）专为另一企业加工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四）专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者商品，或者搜集情报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五）专为本企业进行其它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六）专为本款第（一）项至第（五）项活动的结合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如果由于这种结合使该固定营业场所的全部活动属于准备性性质或辅助性质。
五、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当一个人（除适用第六款规定的独立代理人以外）在缔约国一方代表缔约国另一方的企业进行活动，有权并经常行使这种权力以该企业的名义签订合同，这个人为该企业进行的任何活动，应认为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除非这个人通过固定营业场所进行的活动限于第四款的规定，按照该款规定，不应认为该固定营业场所是常设机构。
六、缔约国一方企业仅通过按常规经营本身业务的经纪人、一般佣金代理人或者任何其他独立代理人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不应认为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设有常设机构。但如果这个代理人的活动全部或几乎全部代表该企业，不应认为是本款所指的独立代理人。
七、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控制或被控制于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或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公司（不论是否通过常设机构），此项事实不能据以使任何一方公司构成另一方公司的常设机构。
第六条 不动产所得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从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所得（包括农业或林业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不动产”一语应当具有财产所在地的缔约国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该用语在任何情况下应包括附属于不动产的财产，农业和林业所使用的牲畜和设备，有关地产的一般法律规定所适用的权利，不动产的用益权以及由于开采或有权开采矿藏、水源和其它自然资源取得的不固定或固定收入的权利。船舶和飞机不应视为不动产。
三、第一款的规定应适用于从直接使用、出租或者任何其它形式使用不动产取得的所得。
四、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也适用于企业的不动产所得和用于进行独立个人劳务的不动产所得。
第七条 营业利润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但该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除外。如果该企业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其利润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但应仅以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为限。
二、除适用第三款的规定以外，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应将该常设机构视同在相同或类似情况下从事相同或类似活动的独立分设企业，并同该常设机构所隶属的企业完全独立处理，该常设机构可能得到的利润在缔约国各方应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三、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应当允许扣除其进行营业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行政和一般管理费用，不论其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所在国或者其它任何地方。但是，常设机构由于使用专利或其它权利支付给企业总机构或其它办事处的特许权使用费、费用或其它类似款项，或者为提供特别劳务或管理而支付的手续费，或者借款给常设机构而支付的利息，银行企业除外，都不得作任何扣除（属于偿还代垫实际发生的费用除外）。同样，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也不考虑由于使用专利或其它权利常设机构从企业总机构或其它办事处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费用或其它类似款项，或者为提供特别劳务或管理而取得的手续费，或者借款给企业总机构或任何其它办事处而收取的利息，银行企业除外（属于偿还代垫实际发生的费用除外）。
四、如果缔约国一方习惯于以企业总利润按一定比例分配给所属各单位的方法来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则第二款规定并不妨碍该缔约国按这种习惯分配方法确定其应纳税的利润。但是，采用的分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应与本条所规定的原则一致。
五、不应仅由于常设机构为企业采购货物或商品，将利润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六、在第一款至第五款中，除有适当的和充分的理由需要变动外，每年应采用相同的方法确定属于常设机构的利润。
七、利润中如果包括本协定其它各条单独规定的所得项目时，本条规定不应影响其它各条的规定。
第八条 海运和空运
一、以船舶或飞机经营国际运输业务所取得的利润，应仅在企业总机构或实际管理机构所在缔约国征税。
二、船运企业的总机构或实际管理机构设在船舶上的，应以船舶母港所在缔约国为所在国；没有母港的，以船舶经营者为其居民的缔约国为所在国。
三、第一款规定也适用于参加合伙经营、联合经营或者参加国际经营机构取得的利润。
第九条 联属企业
一、当：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或者
（二）同一人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
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两个企业之间的商业或财务关系不同于独立企业之间的关系，因此，本应由其中一个企业取得，但由于这些情况而没有取得的利润，可以计入该企业的利润，并据以征税。
二、缔约国一方将缔约国另一方已征税的企业利润，而这部分利润本应由该缔约国一方企业取得的，包括在该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内，并且加以征税时，如果这两个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独立企业之间的关系，该缔约国另一方应对这部分利润所征收的税额加以调整，在确定上述调整时，应对本协定其它规定予以注意，如有必要，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相互协商。
第十条 股息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股息，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股息也可以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股息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股息总额的百分之五。
本款规定，不应影响对该公司支付股息前的利润所征收的公司利润税。
三、本条“股息”一语是指从股份、矿业股份、发起人股份或者其它非债权关系分享利润的权利取得的所得，以及按照分配利润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法律，视同股份所得同样征税的其它公司权利取得的所得。
四、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五、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从缔约国另一方取得利润或所得，该缔约国另一方不得对该公司支付的股息征收任何税收。但支付给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股息或者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除外。对于该公司的未分配的利润，即使支付的股息或未分配的利润全部或部分是发生于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利润或所得，该缔约国另一方也不得征收任何税收。
第十一条 利息
一、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利息也可以在该利息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利息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利息总额的百分之七点五。
三、虽有第二款的规定，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为缔约国另一方政府、地方当局及其中央银行或者完全为其政府所有的金融机构取得的利息；或者为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取得的利息，其债权是由该缔约国另一方政府、地方当局及其中央银行或者完全为其政府所有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担保或保险的，应在该缔约国一方免税。
四、本条“利息”一语是指从各种债权取得的所得，不论其有无抵押担保或者是否有权分享债务人的利润；特别是从公债、债券或者信用债券取得的所得，包括其溢价和奖金。由于延期支付的罚款，不应视为本条所规定的利息。
五、如果利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利息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利息的债权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六、如果支付利息的人为缔约国一方政府、其地方当局或该缔约国居民，应认为该利息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当支付利息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支付该利息的债务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该利息，上述利息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在缔约国。
七、由于支付利息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者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债权所支付的利息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来提及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协定其它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第十二条 特许权使用费
一、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特许权使用费，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特许权使用费也可以在其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百分之十。
三、本条“特许权使用费”一语是指使用或有权使用文学、艺术或科学著作，包括电影影片、无线电或电视广播使用的胶片、磁带的版权，专利、专有技术、商标、设计或模型、图纸、秘密配方或秘密程序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或者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设备或有关工业、商业、科学经验的情报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
四、如果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特许权使用费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五、如果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是缔约国一方政府、其地方当局或该缔约国居民，应认为该特许权使用费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当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义务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这种特许权使用费，上述特许权使用费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所在缔约国。
六、由于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使用、权利或情报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来提及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协定其它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第十三条 财产收益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第六条所述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利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转让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营业财产部分的动产，或者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独立个人劳务的固定基地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包括转让常设机构（单独或者随同整个企业）或者固定基地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三、转让从事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或者转让属于经营上述船舶、飞机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该企业总机构或实际管理机构所在缔约国征税。
四、转让一个公司财产股份的股票取得的收益，该公司的财产又主要直接或者间接由位于缔约国一方的不动产所组成，可以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五、转让第四款所述以外的其它股票取得的收益，该项股票又相当于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至少百分之二十五的股权，可以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六、转让第一款至第五款所述财产以外的其它财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转让者为其居民的缔约国征税。
第十四条 独立个人劳务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由于专业性劳务或者其它独立性活动取得的所得，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但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一）在缔约国另一方为从事上述活动设有经常使用的固定基地。在这种情况下，该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属于该固定基地的所得征税；
（二）在任何十二个月中在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超过一百八十三天。在这种情况下，该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在该缔约国进行活动取得的所得征税；
（三）由于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上述劳务，在有关纳税年度中从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取得的净收入超过一万五千美元，或等值的人民币或牙元。
二、“专业性劳务”一语特别包括独立的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或教学活动，以及医师、律师、工程师、建筑师、牙医师和会计师的独立活动。
第十五条 非独立个人劳务
一、除适用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以外，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受雇取得的薪金、工资和其它类似报酬，除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的活动以外，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在该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的活动取得的报酬，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虽有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的活动取得的报酬，同时具有以下三个条件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一）收款人在任何十二个月中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不超过一百八十三天；
（二）该项报酬由并非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雇主支付或代表该雇主支付；
（三）该项报酬不是由雇主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负担。
三、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缔约国一方企业经营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上从事受雇的活动取得的报酬，可以在该企业总机构或实际管理机构所在缔约国征税。
第十六条 董事费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取得的董事费和其它类似款项，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缔约国一方居民由于担任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高级管理职务取得的薪金、工资和其它类似报酬，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第十七条 艺术家和运动员
一、虽有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表演家，如戏剧、电影、广播或电视艺术家、音乐家或作为运动员，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其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虽有第七条、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其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并非归属表演家或运动员本人，而是归属于其他人，可以在该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其活动的缔约国征税。
三、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的表演家或运动员在缔约国另一方按照缔约国双方政府的文化交流计划进行活动取得的所得，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应予免税。
第十八条 退休金
一、除适用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因以前的雇佣关系支付给缔约国一方居民的退休金和其他类似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虽有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地方当局按社会保险制度的公共福利计划支付的退休金和其它类似款项，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第十九条 政府服务
一、（一）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地方当局支付给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的退休金以外的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但是，如果该项服务是在缔约国另一方提供，而且提供服务的个人是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并且该居民：
１．是该缔约国另一方国民；或者
２．不是仅由于提供该项服务，而成为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居民，
该项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一）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地方当局支付或者从其建立的基金中支付给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的退休金，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但是，如果提供服务的个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并且是其国民的，该项退休金应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三、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应适用于向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地方当局举办的事业提供服务取得的报酬和退休金。
第二十条 教师和研究人员
一、任何个人是、或者在紧接前往缔约国一方之前曾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主要是为了在该缔约国一方的大学、学院、学校或为该缔约国一方政府承认的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从事教学、讲学或研究的目的，停留在该缔约国一方。对其由于教学、讲学或研究取得的报酬，该缔约国一方应自其第一次到达之日起，三年内免予征税。
二、第一款的规定不适用于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主要是为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私利从事研究取得的所得。
第二十一条 学生和实习人员
一、学生、企业学徒或实习生是、或者在紧接前往缔约国一方之前曾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仅由于接受教育或培训的目的，停留在该缔约国一方，其为了维持生活、接受教育或培训的目的停留在该缔约国一方，对其收到或取得的下列款项或所得，该缔约国一方应免予征税：
（一）为了维持生活、接受教育、学习、研究或培训的目的，从该缔约国一方境外取得的款项；
（二）政府或科学、教育、文化机构或其他免税组织给予的助学金、奖学金或奖金。
二、第一款所述的学生、企业学徒或实习生，由于受雇取得的报酬，在其接受教育或培训期间应与其所停留国家居民享受同样的免税、优惠或减税。
第二十二条 其它所得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取得的各项所得，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凡本协定上述各条未作规定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动产所得以外的其它所得，如果所得收款人为缔约国一方居民，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在该缔约国另一方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所得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分别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三、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取得的各项所得，凡本协定上述各条未作规定，而发生在缔约国另一方的，也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第二十三条 消除双重征税方法
一、在中国，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一）中国居民从牙买加取得的所得，按照本协定规定在牙买加缴纳的税额，可以在对该居民征收的中国税收中抵免。但是，抵免额不应超过对该项所得按照中国税法和规章计算的中国税收数额。
（二）从牙买加取得的所得是牙买加居民公司支付给中国居民公司的股息，同时该中国居民公司拥有支付股息公司股份不少于百分之十的，该项抵免应考虑支付该股息公司就该项所得缴纳的牙买加税收。
二、在牙买加，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根据牙买加关于在牙买加境外支付的税收允许抵免牙买加税收的法律规定（应不影响其总的原则），牙买加居民取得的所得，按照本协定规定在中国缴纳的税额，牙买加允许在对该居民征收的税收中抵免，其抵免额相当于在中国支付的所得税额。中国居民公司支付给牙买加居民公司的股息，并且，牙买加居民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首先提及公司至少１０％的选举权，该项扣除应考虑首先提及公司在支付股息前就该项利润在中国支付的税收。
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述在缔约国一方缴纳的税额，应视为包括假如没有按照该缔约国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定给予减免税或其它税收优惠而可能缴纳的税额。在第十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二款和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况下，该税额应视为股息总额的百分之五，利息总额的百分之七点五以及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百分之十。
第二十四条 无差别待遇
一、缔约国一方国民在缔约国另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应与该缔约国另一方国民在相同情况下，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同或比其更重。虽有第一条的规定，本款规定也应适用于不是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居民的人。
二、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常设机构的税收负担，不应高于该缔约国另一方对其本国进行同样活动的企业。本规定不应理解为缔约国一方由于民事地位、家庭负担给予该缔约国居民的任何扣除、优惠和减免也必须给予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
三、除适用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七款或第十二条第六款规定外，缔约国一方企业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其它款项，在确定该企业应纳税利润时，应与在同样情况下支付给该缔约国一方居民同样予以扣除。
四、缔约国一方企业的资本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为缔约国另一方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居民拥有或控制，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应与该缔约国一方其它同类企业的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同或比其更重。
五、虽有第二条的规定，本条应适用各种税收。
第二十五条 协商程序
一、当一个人认为，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所采取的措施，导致或将导致对其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时，可以不考虑各缔约国国内法律的补救办法，将案情提交本人为其居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或者如果其案情属于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可以提交本人为其国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该项案情必须在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措施第一次通知之日起，三年内提出。
二、上述主管当局如果认为所提意见合理，又不能单方面圆满解决时，应设法同缔约国另一方主管当局相互协商解决，以避免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达成的协议应予执行，而不受各缔约国国内法律的时间限制。
三、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议设法解决在解释或实施本协定时所发生的困难或疑议，也可以对本协定未作规定的消除双重征税问题进行协商。
四、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为达成上述各款的协议，可以相互直接联系。为有助于达成协议，双方主管当局的代表可以进行会谈，口头交换意见。
第二十六条 情报交换
一、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交换为实施本协定的规定所需要的情报，或缔约国双方关于本协定所涉及的税种的国内法律的规定所需要的情报（以根据这些法律征税与本协定不相抵触为限），特别是防止偷漏税的情报。情报交换不受第一条的限制。缔约国一方收到的情报应与按该国国内法律取得的情报同样作密件处理，仅应告知与本协定所含税种有关的查定、征收、执行、起诉或裁决上诉有关的人员或当局（包括法院和行政管理部门）。上述人员或当局应仅为上述目的使用该情报，但可以在公开法庭的诉讼程序或法庭判决中公开有关情报。
二、第一款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被理解为缔约国一方有以下义务：
（一）采取与该缔约国或缔约国另一方法律和行政惯例相违背的行政措施；
（二）提供按照该缔约国或缔约国另一方法律或正常行政渠道不能得到的情报；
（三）提供泄露任何贸易、经营、工业、商业、专业秘密、贸易过程的情报或者泄露会违反公共政策（公共秩序）的情报。
第二十七条 外交代表和领事官员
本协定应不影响按国际法一般规则或特别协定规定的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的税收特权。
第二十八条 生效
本协定在缔约国双方交换外交照会确认已履行为本协定生效所必需的各自的法律程序之日起的第三十天开始生效。本协定将适用于在协定生效年度的次年一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中取得的所得。
第二十九条 终止
本协定应长期有效。但缔约国任何一方可以在本协定生效之日起满五年后任何历年六月三十日或以前，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对方终止本协定。在这种情况下，本协定对终止通知发出年度的次年一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中取得的所得停止有效。
本协定于一九九六年六月三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或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牙买加政府
代 表 代 表
钱其琛（签字） 西摩·马林斯（签字）
议定书
在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牙买加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以下简称“本协定”）时，双方同意下列规定作为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一、关于第八条，“海运和空运”：
本条也应适用于：
（一）在中国，营业税；
（二）在牙买加，本协定签署后牙买加可能征收的任何类似中国营业税的税收。
二、关于第十五条，“非独立个人劳务”：
缔约国一方空运和海运企业派雇员到缔约国另一方，该雇员所取得的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三、关于第十八条，“退休金”：
本条规定也应适用于支付给缔约国一方居民的年金。“年金”一语应具有缔约国各方法律所规定的含义。
下列代表，经正式授权，已在本议定书上签字为证。
本议定书于一九九六年六月三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牙买加政府
代 表 代 表
钱其琛（签字） 西摩·马林斯（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