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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纠纷的举证责任

王胜宇


　　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体现在法律上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就借贷纠纷案件来说，关于举证责任，须明确以下问题：
　　首先债权人承担何种举证责任：在借贷纠纷案件中，原告作为债权人行使债权请求权，应该主张其请求权成立并已经届期，为此其应该向法院提供其权利发生并已经届期的法律要件事实成立的证据。由于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义务履行有先后顺序，债权人主张合同的权利的发生，其应该为两个要件事实的成立负举证责任，一个是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一个是其已经履行了合同的义务。
　　其次债务人应如何举证：债务人抗辩的种类很多，其有可能对债权人所提供的证据主张证据本身有问题，这时债务人应当提供针对债权人所提交的证据的反驳证据；如果债务人主张债权人的权利受到妨害，或者受到制约，或者已经消灭，其应该就权利妨害法律要件、或者权利制约法律要件、或者权利法律要件负举证责任；当然，债务人还可以提出反证，证明债权人所主张成立。如果债务人没有上述主张，则债权人不承担举证责任。
　　再次时效中断的证据是否在举证时限内提交：目前法律限定了原告原告提出诉讼请求的时间，但是并没有限制被告提出抗辩的时间，虽然有司法解释规定被告在答辩期内提交书面答辩状归属于义务，但是并没有规定“答辩失权）的法律后果。如债务人在一审过程中没有主张时交问题的抗辩，时效是否超过法院不予审查，债务人的其他抗辩又不成立，于是一审法院判决债务人败诉。债务人经过咨询，发现了债权人的诉讼时效已经超过，其又以一审的证据为基础以诉讼时效超过为理由提出上诉，由于法律没有限制债务人抗辩的时间，二审法院应当对此进行审查。在审查的时候债权人主张时效曾经中断，该主张是针对任务人新主张的主张，就该主张债权人会提供证据予以支持，此时债务人往往又会以债权人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已经超过举证时限为由不予质证，法院此时若强行质证又苦于没有法律依据。
　　目前笔者认为对此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将该类证据视为新证据而告知债务人对此进行质证，以平衡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此问题的由来是法律规定的缺失。因此，建议在制定证据的时候，对此予以规制。最后邮寄送达催收通知的证据认定问题：在借款合同中，金融机构保全自己权利的方式就是对贷款及时地催收，以避免诉讼时效的中断。在催收的各种方式中，成本最低最常被金融校对机使用便是邮寄送达催收通知。但是，一旦产生纠纷而形成诉讼，债务人经常抗辩没有收到债权人邮寄送达的催收通知。或者虽然收到了，但是其邮寄的不是催收通知，而是别的文件，有的任务人还抗辩其收到的是一个空信封，信封里什么文件都没有。
　　对此问题笔者的观点是到达主义。到达主义就是指债权人必须证明其邮寄送达的是催收通知，并且该催收通知已经到达债务人。如果债权人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述要件事实的成立，则不构成法律上所规定的“主张权利”，也就不能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在关于邮寄催收问题上，不管是按照一般善良人的标准还是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作为债权人的金融机构在促使其债权时，是应该尽到应有的注意的，不会不将催收文件装入这种情形发生的概率也极低。因此，债务人进行“空信封”可者“不是催收文件”抗辩的，举证负担应该转移到债务人。如果其没有证据证明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抗辩成立，应由债务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同理，债权人将催收文件向邮政局交寄以后，邮政局虽然也有可能出现错投、误投、漏投等现象，但是这种情形的发生与邮政局正确投递相比，概率极低。因此，如果债务人没有充足的证据予以反驳，法院应按照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认定债权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到达了债务人，导致诉讼时效中断。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提高政府应急能力需加强程序建设

郑礼华


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社会安全事件，政府部门该如何快速应对，2008年的抗冰救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值得从多角度进行总结和思考。
从程序法的角度看，这次抗冰救灾工作积累了一些很好的经验。以湖南为例，这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体现在：一是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当冰雪突然袭来时，及时向全省发出红色冰冻警报，为抗冰救灾进行了充分的社会动员和心理准备。二是科学及时的临机决策。通路、保电、安民，“三保”抓住了抗冰救灾的重点，“大救援、大分流、大破冰”三大战役成就了抗冰救灾的决定性胜利。特别是在京珠高速公路湖南段成为冰路、2.7万台车和8万人严重受困的危急时刻，省委、省政府果断决定实施“全力救助、确保畅通、绕道而行、沿途分流”的应急方案，对这里抗冰救灾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三是信息及时全面公开。通过新闻发布会、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途径及时对外发布最新的抗冰救灾的措施、进度和情况，让社会对灾情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积极参与到抗冰救灾斗争中。四是有效的行政指导。为成功实施衡枣分流，实现京珠高速湖南段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1月28日，京珠高速粤北段的严重滞堵，湖南省委、省政府果断提出衡枣分流的对策，即从衡枣高速分流京珠高速南段滞留的车辆，对所有绕行车辆不罚款、不卸载、不检查、不收费，还给每辆分流车200元，劝说司机改道，发放公开信、分流示意图，媒体不间断广播路况信息和优惠政策。结果，1月28日至2月4日，经衡枣高速分流广西的车辆达6.6万台，进入京珠北上车辆5.3万台，大大减轻了京珠高速压力，衡枣高速分流线也因此被称为京珠大救援的“生命线”，十多万人得以疏散。
但是从全国来看，这次抗冰救灾工作也暴露出政府部门的很多问题。一是反应速度慢。体现在灾害可能性认识慢，灾后反应速度慢，解决危机决策慢，应急措施执行慢。二是《突发事件应对法》发挥的功效不明显，应急预案没有发挥实实在在的效果。面对危机，大家似乎来不及考虑什么法，在关键问题上预案也没派上用场，仓促迎战，临时找办法。考虑不周全，效率低下，服务不到位，也是自然。这既有体制上的原因，还有行政程序上的问题，就是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没有一套周密顺畅的程序。早在2003年SARS危机之后，我国就开始建立突发公共事件预案体系。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已编制了国家专项预案和部门预案；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编制了省级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各地还结合实际编制了专项应急预案和保障预案；许多市（地）、县（市）以及企事业单位也制定了应急预案。全国应急预案框架体系初步形成。2007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正式实施。这部法律对突发事件应对规定之详尽，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应急管理的一个万能方案，是应急管理的行动指南。应该说，我们已经具备了较好的法律和制度基础，但是，为什么在今年的抗冰救灾实际工作中，运行起来并不理想，问题出在哪里？从行政法的角度看，我认为主要是运行程序上的问题。我国并没有专门应对冰雪灾害的专项应急预案。在当前国家部门分割的体系下，没有专项预案，就意味着没有部门牵头；没有部门牵头，就没有真正部门来主管此事。“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应急管理本就是一项复杂系统的组织、统筹和应对工程，完全靠个别领导的临机决策或者组织，当然难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提高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应在现有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的基础上，加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程序建设，做到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
加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程序建设，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行政程序是明确权责、合理分工的重要依据。行政程序就是一种管理流程。没有责任，没有分工，我们不能期望哪个部门会主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没有流程，没有安排，我们也不能期望工作能顺畅运转。只有明确各个行政主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程序义务，如谁应关注突发公共事件收集信息，进行预测和预警；谁应进行应急处置、应急保障，监督管理如何运行？应急管理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程序的怎样一步步向前推进，具体的方式、步骤、顺序、时限如何？违反程序，没有预警、没有及时启动应急方案、胡乱决策或者缓决策、不决策、不执行、缓执行应急措施，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何进行问责？只有有了清晰的程序，才能保障行政机关面对危机能快速高效运转，否则既可能是越管越忙，甚至管出问题，也有可能是行政机关集体不作为。
其次，行政程序是增强行政执行力，提高行政应急管理效率的重要保障。行政程序首先是科学的程序，必要的程序。简化不必要的层次和环节，是加强程序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提高应急管理效率的重要保障。行政程序对信息公开的要求，如对情况上报、决策作出、措施落实、时限的规定，能有效防止行政机关拖延敷衍、封锁消息。
再次，科学合理的程序在应急的全过程中都能发挥重要作用。科学合理的程序能防患于未然，及时将重大的危机和隐患扼杀在摇篮中；能保证行政机关从容、科学、及时地应对危机，将社会遭受的损失和解决危机支付的成本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还能在最大的程度上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应对危机。
总结抗冰救灾工作中经验和教训，我认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应重点突出以下程序的建设：
一是关注与报告制度。面对危机，时间就是生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一定要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对突发公共事件，早一天关注，早一个小时关注，甚至早一分钟关注，都能为危机的化解赢得宝贵的准备时间。关注的主体，从是否具有特定义务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赋有特定关注义务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也就是监测与预警部门工作人员。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的种类和特点，建立健全基础信息数据库，完善监测网络，划分监测区域，确定监测点，明确监测项目，提供必要的设备、设施，配备专职或者兼职人员，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监测。”另一种是社会公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很多时候，身处在第一现场的群众往往最先获得信息。《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获悉突发事件信息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立即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指定的专业机构报告。如何让这两类主体能关注好突发公共事件，关注之后有多种畅通的渠道最及时地向相关部门或者上一级部门报告，对于化解突发公共事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是信息公开制度。信息公开制度要从第一现场开始。我们现在的公开，一是速度太慢，二是途径太窄，三是公开的内容角度奇特。往往只是通过报刊、网络、电视中的某一种方式公开，事情已经圆满解决或者是实在解决不了才公之于众，主要还是介绍如何抗灾救灾，而不针对具体的问题报道。这与行政机关应对危机一贯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今年湖南抗灾的一些做法就很好，如启动应急预案之后，对分区域停电的时间表在网上公布，通过网络、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介及时报道抗冰救灾的最新动态，让老百姓心里有所预期，不至于陷入恐慌。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受灾严重，但是老百姓的怨气很少的重要原因。
三是应急处置与救援制度。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政府应立即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九条采取下列多种应急处置措施。但是，事实上，除了这些具体的措施，这里也需要注意程序问题。首先要能明确救援的重点，其次是安排应急处置与救援的分工、流程，然后是对各地救援实施的监督和督促。否则救援工作就可能出现混乱，抓不住重点，落实不到实处。首先要明确救援的重点，是应急管理的关键环节，是必不可少的程序。
四是行政指导制度。《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发布一级、二级警报，宣布进入预警期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采取特定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危害的建议、劝告。这次抗冰救灾，除了衡枣分流，铁路部门引导旅客退换火车票，广州政府引导返乡人员就地过年，对化解这场危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对公众的引导不应仅限制在一级、二级警报之后，而应该贯彻在应急管理过程的始终。